《臺灣史十一講》

臺灣文學史的建立與歷史發展

文/陳芳明

壹、前言

今天很榮幸能夠在歷史博物館與各位見面。歷史博物館的館藏豐富,而臨近的藝術館更是表演鼎盛,我個人也常來此觀看展覽。我從大學至博士班一路研讀歷史,且均為研究宋代歷史,文學的追求對我來說其實是業餘的。不過,人生的道路從一開始就不能設計,常常在無法預期的某些時候、某些地方發生轉變,於是就與所學不同的領域銜接上了。在我大學一年級第一次寫現代詩時,並不知道我的後半生將走上文學的道路。然而,對於一個學歷史的學生而言,從史學跨越到文學的領域,確實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後,在 1974年至美國華盛頓大學留學。華盛頓大學素以遠東研究聞名,校內許多教授與臺灣的關係非常密切,譬如蕭公權、施友忠和徐道鄰教授,他們讓我銜接上與臺灣有關的學問,讓我開始關心起臺灣所發生過的歷史,慢慢地捲入海外的政治運動。當時我注意到許多從事政治運動的人,或是關心臺灣前途的人,他們都只知道在政治輸贏的問題,從來沒有思考輸贏的背後到底是什麼樣的理由在支持這樣的輸贏,因此「文化」對我而言便成為非常深刻的問題。我於1992年回臺擔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至今已過十四年。民進黨曾經是一個充滿了理想的政黨,時至今日情勢已然改變,看見那麼多人在台北車站前靜坐,內心總是有某些騷動。今年七月一群泛綠學者聯署要求總統下台,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坦白說今年是我最痛苦的一年,非常地痛苦,從前認為是值得追求的東西,好不容易到了自己的手中,得到之後反而都變質了,令人不勝噓唏。而在政局如此紛亂的時刻,我們竟然有這麼一個安靜的空間來談臺灣文學,實在是很強烈的對比。但我們今天不是要談政治,政治常常使人產生分裂,然而文化和歷史,卻永遠是超越於政治之上而使人團結,在座各位雖是支持不同的政黨,但關心臺灣歷史與文化的心情卻應該是一樣的。

對我而言,在政局紛亂的時刻談「臺灣文學史的建立與歷史發展」別具意義,讓人能夠更深切地反省,到底臺灣的歷史要怎麼走?我們又該怎麼看待在這塊土地所產生的文化?這是我在這三、四年來不斷思考的問題,藉由這次演講,不僅僅是將我過去的研究做一簡單報告,更重要的是,也對我過去所堅持的某些理念,重新加以反省,所以非常感謝歷史博物館給我這個機會來為各位演講。

一、臺灣文學史是一門遲到的學問

1995年我選擇離開民進黨到靜宜大學任教,那一年我48歲。

對一個沒有完成博士學位,而又接近50歲的人而言,面對靜宜大學的聘書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激,而作為一個歷史系的學徒到文學系所去任教,當時的心情也相當複雜而惶恐。我開設的第一門課程為「臺灣文學史」,當時國內學界尚未有臺灣文學史的課程,沒有想到十年後,這門課已經成為全國各大專院校的核心課程,也成為所有的臺灣文學研究所入學考試的科目之一,成為大眾口中所謂的「顯學」。然而,這門學問其實是遲到的,遲到的原因自然與政治因素息息相關。

戒嚴時期有關臺灣的學問曾經遭到封鎖,那是一個非常的時代所產生的非常的文化,這也使得我當時其實是抱著某種抗議的心情教授這門課程。然而,在我們終於突破了戒嚴時期的隔閡,得以對有關臺灣的學問暢所欲言的今天,卻有許多本土論者將臺灣文學和中國文學對立起來,造成分裂的局面,這也是我所不樂見的事。各位如果稍微熟悉國內大學的生態,幾乎每一個學校的臺灣文學系所和中文系所都相處不來,只有政治大學是例外,我深切以為不該如此。最近我在《文訊》雜誌發表〈台文所與中文所〉這篇文章,就是在談這個現象。我認為所有的學問都是在解決人的問題而不是創造更多的問題,臺灣文學系所的建立,主要是針對過去中國文學系所課程對於臺灣文學區塊的忽略,臺灣文學系所成立的目的,並非是要與中國文學系所對立,而只是一種分工。易言之,中國文學系所強調的是中國古典文學,而臺灣文學系所則關注於近現代臺灣的文學作品,因此這是一種「分工」,而不是「分立」的工作,這是我經過一、二十年的掙扎,自我反省而慢慢產生的看法。

事實上,我認為族群融合既已提出就應努力實踐,而學術研究更要擺脫意識形態才能成其大業。中國文學系所的設立,其學系理念與課程結構或因維護中華民族主義的道統而有些偏頗,但其系所在臺灣設立已經超過半個世紀,許許多多的學者在這個園地從事研究,重新詮釋,加以創新,他們已經將新的觀點、新的生命力量,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生產出來,而這絕對是屬於臺灣的學問。就像前言所提到的,所有的文學或文化永遠是超越在現實政治之上的,再怎麼傲慢的人談到文化與歷史時都必須要謙卑,因為文化和歷史並非由某一個族群創造出來,而是人類共同的記憶,共同的財產。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我體會到臺灣文學系所和中國文學系所不僅是要分工,而且還要互通有無、互相支援,常聽到別人說臺灣文學已經成為「顯學」,但是我常說應該是危險的「險」,因為臺灣文學本身是門遲到的學問,其體制之建立尚屬草創,如果不借重中文系所的師資與研究資源,將成為一門閉門造車的「險學」。

二、臺灣史觀與臺灣歷史的發展

臺灣文學與臺灣歷史是與臺灣土地的發展息息相關的。今日在談論臺灣文學,我必須坦白承認,那種緊張的心情仍然存在。因為臺灣文學確實有一段時間被打壓,這樣的創傷雖是一個歷史事實,但我們卻不能一直處於「被打壓」的情緒裡,面對歷史的創傷,必須勇敢地面對並且克服,我所要強調的是,如果不能認清自己的歷史環境,一直活在自己受害的、悲情的幻想裡面,我們的文化永遠會出問題。

臺灣文學研究雖然出發得晚,但是一旦開始,這一門學問便不會再遲到,因為有許多學者與學生開始投入這門學問的研究與建立。從壓抑的年代到今天一個開創的新格局,臺灣社會事實上正在轉變,而這一門學問足以道盡一切。當然這也是我們怎麼看待臺灣文學的問題,今天我所談論的除了臺灣文學史書寫的問題之外,另外也要論述「臺灣文學」與「臺灣人」該如何界定的問題,希望能在今日的演講之中,把自己和大家的一些疑惑,嘗試加以釐清與克服。

貳、臺灣文學史書寫的發展史

日據時期官方的統治政策並不允許臺灣擁有自身的文化與歷史記憶,在當時所出版的教科書中將有關臺灣的風俗民情一律抹除,而以日本文化取而代之。當時臺灣的歷史人物只有鄭成功得以出現在教科書中,因為鄭成功的母親為日本人,因此日本藉由強調鄭成功的事蹟,間接地稱讚母教的偉大,目的在於進一步強化日本殖民政權的合理性,這樣的歷史是誰的歷史?這是一個很有問題的歷史,是日本官方以帝國主義主觀的意念來取代客觀的事實,這樣的教育使得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相當緊張,除了爭取臺灣人權益的政治運動之外,在文學上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啟了臺灣文學史的書寫。

一、連雅堂:《臺灣詩乘》

首先開始整理臺灣文學、保留臺灣文學的文人為連雅堂。連雅堂為臺灣文化寫了三本書,第一本眾所皆知的《臺灣通史》,第二本是有關臺灣語言的《臺灣語典》,第三本便是今日所主要說明的《臺灣詩乘》。過去連戰先生擔任臺灣省省主席時,曾經編過《雅堂文集》,從全集中可以看到連雅堂對臺灣文化的貢獻,但是真正有關他書寫文學史的作用及其影響,卻少有研究。

《臺灣詩乘》主要書寫的是明鄭以降至清光緒年間的臺灣古典詩的發展脈絡,並且寄寓了連橫的個人詮釋於其中。例如連橫提到臺灣詩起初大部分是「官游詩」,或「游宦詩」,但在林爽文事件之後,臺灣詩風格開始有了很大的轉變,臺灣本地書生所寫的「臺灣詩」開始出現。「官游詩」基本上並不是書寫臺灣風景,而是游官書寫其內心的風景,牽涉的是個人的情緒,而臺灣詩則是針對臺灣的風景、臺灣人的生活來書寫,他們的作品開始跟臺灣這塊土地結合在一起,我認為這是連雅堂在寫《臺灣詩乘》時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二、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臺灣文學史〉、〈輓近臺灣文學運動史〉

第二位是曾經擔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黃得時,其父是曾經參與臺灣省文獻會的黃長興,古典文學修養相當深厚,對黃得時的國學奠基影響深遠。1942年黃得時開始整理臺灣的文學與歷史記憶,從事文學史寫作,時值太平洋戰爭的戰局之下,日本官方在臺灣正如火如荼地推行皇民化運動;面對全體臺灣人被強迫要講日本話、寫日本文字,所有中文報紙,有關中文專欄,全部都被刪除的時刻,黃得時湧起了書寫臺灣文學史的壯志。他所寫的〈臺灣文學史序說〉,是依據連雅堂的《臺灣詩薈》,將明鄭至清乾隆年間的臺灣古典文學發展做一概略的介紹。後來他著手書寫〈輓近臺灣文學運動史〉, 是臺灣首先書寫臺灣新文學史的開端,〈輓近臺灣文學運動史〉將臺灣新文學跟臺灣古典文學銜接在一起。這是他對臺灣文學最大的貢獻。

當時日本學者島田謹二也在從事臺灣文學史的整理工作,他提出了「外地文學論」的觀點,而他所取材的是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之後的作品,作家亦只限定於在臺日本作家的作品,臺灣作家的作品則完全不承認,在這一點上可以觀察到黃得時在整理〈輓近臺灣文學運動史〉的時候,事實上就是要跟日本的文學史書寫有所區隔,他將臺灣新文學跟臺灣古典文學銜接在一起,便是針對日本的外地文學論加以抗議,他認為日據時代的臺灣新文學運動者,其作品的文學傳統應與中國古典文學、臺灣古典文學銜接在一起。這種連續性的歷史觀念,跟日本學者那種斷裂性的發展有所不同,給予臺灣人非常明確的歷史的主軸發展。

三、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

經過相當長久的戒嚴時期,由於政治因素,所有有關臺灣文學的作品都被打壓,直至1970年代末期臺灣文學才重新為論者所記起。1975年尹雪曼先生所寫、由正中書局出版的《中華民國文藝史》提及了部分的臺灣作家,但是其提及的作家均以外省籍為主。由於《中華民國文藝史》中缺少對臺灣籍作家的介紹,因此在這本《中華民國文藝史》出版後不久,陳少廷即著手書寫《臺灣新文學運動史》,後由聯經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陳少廷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史》,其實是依據黃得時的〈輓近臺灣文學運動史〉而來,從日據時代的新文學運動者賴和開始,一直寫到楊逵的作品,陳少廷的著作雖因承襲黃得時而缺乏創見,但那是在一個非常的時代所產生的非常的文化,而他對於黃得時文學史觀的承繼,則是今日論者應該加以留意之處。

四、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

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出版於1987年2月臺灣解嚴前夕,在某種程度上《臺灣文學史綱》代表了葉石濤在戒嚴時代的思考,臺灣如果有所謂本土論的話,葉石濤便是第一個建造本土理論的旗手。

《臺灣文學史綱》從明鄭時期開始寫起,一直寫到戰後1980年為止。在古典文學部分,葉石濤主要參考黃得時的著作,而在新文學史的部分,可以觀察到他與先前的文學史論述有所突破之處。他將日據時代的文學重新加以整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識去寫,已然脫離了黃得時的論述方式,充滿個人的風格。更重要的是,他加入了戰後的臺灣文學史,將許多50年代重要的作家,譬如說張秀亞、艾雯、徐鍾珮等人寫進《臺灣文學史綱》,將在臺灣發生的所有文學都視為是臺灣文學的一部分,並非像某些本土論者以省籍做為文學上的唯一標準,他認為臺灣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屬於臺灣的,這一點對我的影響最大。

葉石濤先生16歲開始寫小說,第一本小說以日文寫成,青年時期的他依賴著日文來從事寫作。1945年日本投降、對於葉石濤、還有其他跨越語言的前行代作家來說,中文是需要重新學習的語言,因而至戰後1965年他才發表第一篇中文作品,距離1945年已經經過了整整20年,換言之葉石濤花了20年的時間學習中文,終於他克服了,他寫出來了。他在當時說了一句話,讓我相當感動:「如果上天給我時間的話,我願意為臺灣寫一部文學史。」這是在1965年所講的話,而實現的時候則是1987年,22年又過去了,所以這一位臺灣的本土論者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什麼叫「臺灣人」,什麼叫「本土文學」,什麼叫「鄉土文學」。

1977年臺灣文壇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大家針對何謂鄉土文學加以辯論,也因為鄉土文學的論戰,使得當時國民黨的文藝政策開始封鎖臺灣鄉土文學,在這樣的情況下,鑄造了外省籍與本省籍作家彼此之間的裂痕,而這些裂痕至今仍待修補。葉石濤提出要書寫一部臺灣文學史的時候,我想他不僅僅是抗議而已,事實上是希望將曾經有過的裂痕縫合起來,這才是他最大的心願。

參、新世紀的文學史書寫

在此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談談戰後臺灣從戒嚴到解嚴的情形,那就是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現代主義對臺灣影響深遠,而當時所生產出來的作品至今都成為臺灣文學的經典之作。

在農業時代,人跟土地的關係是很密切的,當工業時代來臨,人們都被驅趕到都市找尋工作機會,離開自己的土地,離開田園的生活,在現代化以後,開始遵守現代的規定,而現代主義就是要表達對現代人生活最大的抗議,不是要擁抱現在,而是要抗拒現在,所以現代主義是在反對現代生活,特別是枯燥無味的都會生活。

現代主義運動不是只有談文學而已,現代詩、現代散文、現代小說、現代畫、現代攝影、現代舞都是現代主義運動的一環。在那個時代裡,不管本省籍外省籍都投入這個藝術現代化的運動,本省人像是林懷民、黃春明、陳念真,外省人如洛夫等人,都全心投入在現代主義運動裡,那時候沒有省籍問題,大家都在追求藝術的現代化,將自己內心被壓抑的欲望,被壓抑的感覺釋放出來。所以像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陳念真、黃春明、七等生、余光中、楊牧、洛夫等作家,他們在當時書寫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內心世界,為臺灣文學開啟了無窮的想像。

一、本土論與開放論

對臺灣影響如此深遠的現代主義運動,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卻被本土論者棄如敝屣。他們認為現代主義運動是外省人所推動的,跟臺灣鄉土文學沒有關係,外省人在臺灣沒有根,看不起臺灣,因此沒有必要將外省籍作家寫入臺灣文學史之中。

回到學界以後,我開始重新閱讀60年代的現代文學作品,那時我才發現,現代主義文學所具有的藝術高度,是何等的令人著迷。更重要的是,當時雖然追求現代主義的技巧,但是仔細閱讀,其實作品都寫得非常寫實,白先勇的《臺北人》以臺大附近為主要場景,鍾梅音的《冷泉心影》寫的是蘇澳地區、徐鍾珮寫《我在臺北》、張秀亞是以臺中為主要書寫地,鄉土的記憶都保留在他們的作品裡面,所以他們不是只受美國影響,他們的作品完全是屬於臺灣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臺灣生活,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可以知道60年代的作家,一方面接受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潮,一方面將五四時期的文學傳統、也就是一流的散文技巧帶來臺灣,他們用現代主義的思考與技巧,寫出當時臺灣人內心的感覺、臺灣社會的現狀,比起當時還沒從事寫作的本地作家,更早開始書寫臺灣,所以外省作家的文學具有在地化的傾向,若是一味以印象式批評忽略他們對臺灣文學的貢獻,未免失之公允。

在我教書之前,曾經是一個很激烈的本土論者,但在開始了臺灣新文學史的書寫工作、對以前的文學作品重新閱讀之後,才看見這些作品對臺灣社會的意義,跟過去印象式的看法完全不同,因此我不斷地強調再閱讀的必要性。從我開始研究臺灣文學以來,各種不同的本土論不斷地出現,甚至有「不用臺語寫的文學,就不是臺灣文學」的粗暴言論,如果按照這樣的觀念,那麼能夠被寫進臺灣文學史將極其有限,最後只剩下薄薄的幾頁介紹,但是歷史的發展卻不是如此。文學永遠在變動中創造出來,語言的本身也可以加以改造,某些研究者常將「臺語」和「臺灣文學」混為一談,這是相當狹隘的,文學是在創造許多口語表達所達不到的藝術境界,那才是真正的文學。

本土論者強調他們很「愛」臺灣,實際上卻是「害」臺灣。他們抹煞了文學中所有的創造力,過去國民黨以中華民族主義打壓臺灣文學,但現在本土論者卻以福佬中心主義限制臺灣文學的發展,都失之偏頗。因此在我開始閱讀戰後臺灣文學的作品,所有作家不論省籍為何,只問其藝術高度,來決定是否寫入文學史之中。現在的我更深刻感受到,文學、藝術文化所具有的流動特質,我們應該用動態的方式、而非靜態的方式去看歷史。

在日據時代,連雅堂等人的文學史書寫,對於本土文學的著重,目的在於對抗日本殖民主義,因為那是一個封閉的時代,保存民族傳統文化有其必要性;在戰後解嚴之前,所謂的本土是在對抗戒嚴體制對知識分子思考的禁錮,而非對抗外省人。今日臺灣社會已經走向民主開放的年代,社會繁榮,每個人都是等高同寬的,一個作家也是如此。我所要強調的是,過去國民黨那種省籍觀念是錯誤的,今天我們就必須糾正這樣的錯誤,而不是換個方式、換個立場讓這樣的歷史錯誤持續、甚至更加惡化。

二、原住民、女性、同志、左翼、大眾的文學均屬文學史範疇

過去閱讀中國文學史時,很少看到女性作家、作品,唯一被提及的是李清照。中國兩三千年的文學史,女性作家卻只有一個李清照,這是因為當時的文學史家對歷史的看法是從某一個性別、或某一個族群、階級為立場,因此我們所讀的不是「中國文學史」,而是「中國男性文學史」。80年代女性主義開放後,提醒讀者注意歷史的盲點,如果堅持只有男性作家可以進入文學史,讓女性作家在文學史中缺位,這樣的歷史或文學史觀充滿了狹隘的偏見。

用開放的態度來看待女性作家文學時,可以發現女性的觀點與態度與男性作家迥然相異。戰後有許多女性作家出現,在那旺盛的年代,由女性作家所創造出的活力與美感,是男性作家所達不到的。如果各位讀過張秀亞的作品,她最喜歡獨白,一個人喃喃自語地寫出內心中的許多感覺;艾雯喜歡對話,喜用書信體和日記體,同樣是女性作家,但是在文學技巧上兩個人卻完全不同,而素來的論者卻將她們概括為唯美作家,忽略了在她們作品中豐富的文學技巧與想像,以及作家個人的風格與特色。

中華民族號稱擁有漢滿蒙回藏苗瑤等族群,但是我們在中國文學史當中,卻從未讀過西藏文學、新疆文學、苗族文學等少數族群的文學作品,所以「中國文學史」是「中國漢人男性文學史」,忽略了漢族以外其他族群的存在。此外,從詩經以降就已有同志文學存在,但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沒有相關的記載,現階段同志在某種程度上仍是被歧視的一群,但是戰後臺灣的同志文學,為臺灣文學豐富了許多美學概念,然而卻因為不夠開放,而忽略了他們的作品,因此我們所讀的是「中國漢族異性戀男性文學史」。過去臺灣原住民沒有文字,其文學停留在口語傳說的階段,自1980年代之後,原住民作家配合原委會的復振運動,開始使用漢語來書寫文學作品,成為臺灣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長久以來,臺灣一直處於反共氛圍之中,臺灣許多的左翼文學因而被禁止談論,我們對左派言論也相對陌生,但是臺灣作家如賴和、楊逵、鍾理和等人,有不少作家受過左派思想的影響,但是左派文學卻長期被忽略,這是相當遺憾的事。

文學不是要我們建立偏見,實際上是在幫助我們化除偏見,如同所有的學問在為人類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當我們開始開放的時候,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納入討論的範疇。當那麼多作家在為臺灣文學和藝術開創版圖的時候,我們原先對文學的觀念就必須重新加以修正。因此,所謂的「本土文學」是什麼?所有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文學,就是「本土文學」,當我們能夠這樣思考的時候,就才是暸解臺灣文學豐富的開始。

肆、臺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是流動的,不是凝滯不變的

何謂臺灣的主體性?又要如何建構?正如我在上述所言,臺灣文化的主體並非掌握在某一特定族群和階級立場的手中。現在的臺灣文學不斷地擴張,不同的世代、新的元素不斷地湧入。根據教育部的統計,目前小學生中七分之一屬於外籍新娘所生,不同的族群、民族記憶開始匯流到臺灣來,我已經可以預見,十年、二十年後新的臺灣文學將從這些新臺灣之子的手中誕生。另外,許多中國作家是在臺灣成名之後,才回流到中國大陸,比如張愛玲在中國被打壓了一輩子,卻在臺灣走紅,現在大陸也開始出版《張愛玲全集》,就是抄襲自臺灣的版本;嚴歌苓、余秋雨也都是在臺灣成名,才又回流到大陸,更明顯的例子是獲得諾貝爾獎的高行健先生,受文革之苦的他在大陸沒沒無名,其作品經由臺灣的聯經出版社付印,十年後榮獲桂冠。我所要強調的是,臺灣土地雖然小,但臺灣的文化輸出能力卻是華文世界之冠,因為我們相當開放,什麼樣的作品我們都能接受,反觀中國大陸雖然幅員廣闊,卻連自己的作家作品都不能接受,相較之下,臺灣文學得以容納如此多不同的元素,這就是臺灣文學豐沛生命力之所在。

我常常對研究臺灣文學的學生說,要多多關注現在臺灣讀者的閱讀品味。到了書店,臺灣的讀者們讀的是卡爾維諾、馬奎斯、村上春樹和米蘭.昆德拉,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出,無論是臺灣文學的創作者或讀者,都是不斷地接受外來的刺激,新的文化與美感已經開始滲透進來,豐富了臺灣文學的本質,因此臺灣文化的主體是不斷被建構起來的,不同的歷史階段添加了不同的新元素,臺灣主體本身充滿了異質性的元素在其中,通通融會在臺灣。臺灣社會曾經經歷了殖民的時代,但不要忽略了更多的時候臺灣是移民的時代,移民的時代代表著不同的、新的歷史記憶匯流注入到臺灣的社會底層,而這些都將成為臺灣文學的一部份,論者不得不加以留意。尤其在全球化的時代,文學藝術也是一項跨時代、跨國界、跨文化的產物,在這塊土地上,把時代、社會和個人的感覺寫出來,這就是屬於臺灣的主體性,但是這些作品裡的句子、美感、語法都受到許多外來的影響,融合了許多外來的元素在其中,這就是藝術的特性之一,而這些作品的美學來源為何,也是我們同時要去關注與思考的問題。

因此,從事文學史的書寫的秘訣無他,我只是將文學作品中所有藝術美感的來源尋找出來,加以有條理地論述。如果將「臺灣文學」指為某一個特定的臺灣族群的文學,這樣未免太過封閉;而身在臺灣的臺灣人,也不要輕易認為一輩子活在臺灣,就等於了解臺灣,臺灣的豐富窮極個人畢生之力也探究不盡,因此,當有人對我說:「研究宋代歷史的氣魄多大啊,現在來研究臺灣文學變得好狹隘喔!」我總是這麼回答:「說狹隘還算是抬舉我了。」我想我還不夠「狹隘」,因為我還沒有仔細地、好好地研究臺灣每一個細膩的面向,而最細膩的那一面,正是臺灣文學所要去追求的,謝謝各位。(轉載自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臺灣史十一講》)

(本文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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