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史十一講》

文化調查、標本收藏與攝影

─ 19 世紀中葉起的臺灣調查採集動力與歷史脈絡

文/胡家瑜

今天很榮幸有機會來到歷史博物館演講。我不是研究台灣史的人,最初接到歷史博物館同仁的電話邀請我參與這個台灣史系列演講的時候,其實很猶豫。人類學雖然與歷史學有不少關聯,但畢竟彼此的研究方法和問題焦點頗有差距。今天我想用人類學獨特的材料取得方法,也就是文化調查、物質文化標本、以及田野攝影做為主題,談談這些行動背後的時代背景,並檢視其中反映的台灣歷史過程。我今天同時談調查、收藏、和攝影三項要素,因為這三者是相互糾纏的;自十九世紀人類學科逐漸在歐美社會形成專業以來,物質文化標本的採集,被視為是文化調查時的一項重要工作;而同一時期由於攝影技術的發展,田野照片也成為另一種附帶的文化調查產物。這三項項要素,大概都是 19 世紀中葉左右,開始在台灣出現。我希望藉著這個題目,一方面分析 19 世紀中葉以來台灣歷史脈絡的變化,另一方面可以理解調查採集背後的複雜推動力。發展至 21 世紀的今天,將近一個半世紀左右的時間,回顧這一段台灣本土文化材料的調查採集過程,可以看見台灣具體圖像累積的歷史。尤其,這種物質圖像相關的歷史,與大家一般熟悉的文字歷史可能有些不太一樣;它更強調實質的、可觀看的、和可感受的層面。

一、外來者與台灣圖像的具體化

台灣開始有具體圖像的對外呈現,最早可以追溯自 17 世紀大航海時代與荷蘭和西班牙人的接觸。 17 世紀末期清帝國將台灣納入版圖後,許多滿清官員和漢人移民陸續移居台灣,此時也開始出現一些描繪台灣人物和風俗的圖像。不過,這些繪圖大多是從外來者的觀點出發,繪圖呈現的是外來者對台灣「他者」的想像。例如, 17 世紀荷蘭人所畫的台灣獵頭者,看起來模樣類似美洲印第安人。 18 世紀左右,更多滿漢官員和文人在職貢圖、番俗圖或地方志中,描繪台灣原住民生活特性,如漁獵、耕作、造屋、織布、或婚禮等風俗;其中呈現的原住民服裝樣貌,看起來卻較像中國西南少數民族。這些早期的手繪圖像,由於經常缺乏足夠的細節;因此,雖然可以大致表現當時物質生活的片段輪廓,但卻很難理勾勒出實際生活中,人物、服裝、用具、或建築等的真實相貌。有些繪圖甚至在繪畫過程中刻意誇大或扭曲,投射出畫師心裡認定的「異族」野蠻和落後形象。(圖1、圖2)

圖1 割下首級誇耀的福爾摩沙島的獵頭者(出自Oefert Dapper 1670) 圖2 蕭壟社男女(出自皇清職貢圖 九卷,清乾隆16年(西元1751年)

大體而言, 19 世紀之前幾乎沒有人收藏採集台灣文物標本;在民族學或人類學專業形成之前,很少有人想到保存沒有特殊價值的鍋碗瓢盆等日常生活器物。開始有人對台灣住民(尤其是原住民)生活習俗的好奇,主要與 19 世紀中葉台灣歷史的大變化有關。這個變化受到 1850 年代末期台灣開港很大的影響。封閉二百多年後,台灣因為清帝國輸了鴉片戰爭而再度對歐美開放,這也算是殖民主義輾轉影響的結果。台灣開放之後,最初隨著殖民勢力蔓延而來到台灣的西方人中,不少是因為派駐、經商、傳教或探險旅行等目的而來。有些人在台灣停留時間較久、與台灣的接觸較廣泛也較深入,收藏採集也最早,例如史溫侯( Robert Swinhoe )、馬偕( Lesile G. Mackay )、或李仙得( 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 )等人。他們雖然不是為了文化調查的目的來台,但卻受到一些歐美剛萌芽的新興社會科學概念影響,以及對異文化的好奇心刺激;因而採集台灣標本文物,或是引入新興的攝影技術來拍攝台灣。他們跨文化活動的結果,為當時臺灣社會生活或族群文化,留下最早一批的具體物質和圖像資料。這些資料後來大多被帶回他們的母國,並輾轉進入大型博物館成為民族學藏品。(註1)

其中史溫侯( Swinhoe ),是 1860 年代英國第一位駐台領事,也是一位博物學者,他在台期間到各地進行調查研究,除了採集不少台灣特有種的植物動標本之外,也涵蓋一些台灣居民(漢人和原住民)的文物標本,目前他的台灣藏品主要保存在大英博物館庫房。李仙得( Le Gendre ),則是 1860 、 70 年代因為美國 Rover 號船難,以及琉球漁民遇害的「牡丹社」事件,來台深入恆春半島部落和南部山區進行調查與交涉,他也採集了一些臺灣物質文化標本和留下一些早期照片。李仙得的臺灣標本帶回美國後,主要保存在美國紐約的自然史博物館(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的人類學部門,包括原住民貝珠首飾、竹筏模型、火藥筒等。他保存的一些台灣照片,包括他與英國商人陶德( John Dodd )到山區聚落與原住民合影,這些應該是台灣攝影史上最早期的照片之一。 (註2)(圖3)同一時期,帶著攝影機特地到台灣攝影旅行的,還有英國攝影師湯姆森( John Thomson ); 1870 年代初期他在台灣南部拍攝了一系列城鎮和鄉村風景,以及漢人與平埔原住民的人物照片;這些照片數量多、品質好、內容豐富,是早期台灣照片中大家最熟悉、也最常運用的。目前他留下的玻璃版底片,主要收藏在英國倫敦的衛爾康( Wellcome )圖書館。(圖4)

圖3 李仙得(左)與陶德(右)1870年代在臺灣中部山區原住民聚落(柏林民族學博物館藏,胡家瑜2001年翻攝) 圖4 湯姆森所攝之南部平埔族婦女與小孩(英國威爾康圖書館玻璃版影像收藏,胡家瑜2001年翻攝)

另外一位大家比較熟悉的採集者是馬偕( Mackay )。他是台灣開港後最早到台灣北部傳教的加拿大傳教士。他在台灣 30 年間在北部和東北部四處傳教,實地深入許多原住民部落,尤其對噶瑪蘭部落造成很大的影響。他非常喜歡收集台灣文物和自然標本,因此在他成立的淡水牛津學堂旁設了一間小小的博物館,保存和展示藏品,並提供教學使用;這大概是台灣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間博物館。馬偕在傳教旅行途中,也經常攜帶攝影機拍攝照片,其中不乏現今難得一見的北部或東北部平埔原住民照片。例如一張穿著傳統服裝的噶瑪蘭婦女照片,是目前唯一一張可以清楚顯現噶瑪蘭文化女子傳統服飾項目和組成的圖像;照片中的婦女穿戴著長袖織繡上衣、腰裙、披肩、首飾等。照片中出現的器物,如織布機、織布上衣和腰裙、以及華麗的珠串頭飾和腕飾等,也隨後被採集為收藏品。馬偕採集的 600 多件台灣文化器物,目前主要收藏在加拿大多倫多渥太華皇家博物館( Royal Ontario Museum );其中與原住民有關的標本文物超過 300 多件。 (註3)而他拍攝的許多田野照片,仍然留在淡水目前真理大學的資料室。從散落不同地點的馬偕收藏來看,他採集的物質、照片和文字資料之間,其實應該有非常密切的關聯。(圖5~8)

圖5 1870年至80年代馬偕在北臺灣地區的傳教旅行(出自Mackay 1896) 圖6 馬偕拍攝穿著傳統服裝示範織布的臺灣北部平埔族婦女(出自Mackay 1896) 圖7 馬偕採集之臺灣北部平埔族瑪瑙珠和玻璃珠首飾,現藏於加拿大多倫多Royal Ontario Museum(胡家瑜2000年攝) 圖8 馬偕採集之臺灣北部平埔族織繡紋長衣,現藏於加拿大多倫多Royal Ontario Museum(胡家瑜2000年攝)

 

當然,開港後第一波到台灣的西方人並非真正的學術研究者;他們來台灣的主要任務並不是文化調查和採集;但是由於他們大部分都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受到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因此後來常常因為業餘興趣之故,而開始在台灣做一些文化調查和標本圖像蒐集工作。他們採集的藏品經常相當零散或偏向;例如傳教士的收藏經常強調宗教性和儀式性器物和資料。基本而言, 19 世紀中葉的台灣在清帝國統治下,無論是文化調查、標本採集、或田野攝影,都是隨機地進行,這些資料零星片段很難建立全面性的台灣文化樣本。

二、日本殖民統治與系統性調查採集

1895 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後,調查採集動力出現很大的變化。日本為了更有效的治理台灣,展開大規模、系統性的台灣社會文化調查和資料收集工作。當時日本才由西方引進人類科學的概念,在東京帝國大學設有人類學講座,並成立了東京人類學會。日本取得台灣之後,台灣成為當時日本學者可以進行原始民族調查的最佳實驗室。台灣總督府也因此開始與東京人類學會合作,希望藉由建立比較精確的知識情報系統,有效率地統治台灣。目前大家熟悉的台灣調查研究的先驅者,如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人,大多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研究。其中伊能嘉矩的例子,可以看出當時科學調查、標本採集和攝影三者如何結合,建構出日後台灣的族群分類和人類學知識系統。

伊能 1895 年來台至 1906 年回日本, 10 年多期間實際到達一百多個原住民部落進行調查。雖然他的田野調查並不像現今人類學強調的長期居住和參與觀察,而經常是由當地警察和頭目陪伴,到一個部落待三、五天,找幾位耆老進行訪問;但是就當時台灣的狀況而言,已經是劃時代的創舉了。 1898 年和 1899 年伊能提出的科學性原住民分類系統,完全翻轉過去漢人慣用的生番 / 熟番 / 化番等分類方式。(圖9)他將平原地區已經漢化或以較漢化的「平埔族」分為十族,包括大家現在普遍使用的凱達格蘭、噶瑪蘭、道卡斯、巴布拉、巴布薩、巴則海、西拉雅、洪安雅、阿里坤、羅亞、馬卡道等族。另外,他將未漢化的族群分為八族,包括泰雅、布農、鄒、排灣、查利先、卑南、阿美、蘭嶼土著等族;其中除了初期他沒有將賽夏劃分為一個獨立的族,以及用查利先和蘭嶼土著,而非魯凱和雅美做為族名,其他幾乎與後來沿用多年的九族分類架構幾乎一致。 (註4)他所界定的族群名稱和分類架構,成為現今大家思考和理解臺灣原住民族群的主要框架。後續的一些新研究大都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做小規模的修改或邊界調整,而無法全盤推翻提出新的分類。尤其是平原地區的族群,當他到部落進行調查時,有些部落還有最後兩三個能夠講當地語言的老人,後來隨著老人的逝世和語言的消失,很難找到新材料推翻他的分類。

圖9 1898年與1899年伊能嘉矩提出的臺灣原住民分類架構(出自伊能嘉矩1898、1899)

根據伊能的說法,他運用語言、遷移傳說、儀式、和風俗習慣等多種因素,作為判斷和劃分族群界線的標準。不過,實際操作上他對圖像和物質符號的運用可能更為強調。例如, 1899 年他在淡水蕃情研究會開幕式展覽中,他將到各部落踏查時拍攝的不同族群人物照片剪貼拼成海報,用來說明他所分類的臺灣原住民族群。後來為了在 1900 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中展覽臺灣各地族群的分類和分佈,他又請人將 1898 年的拼貼照片重新彩繪,畫出各族男女形貌和服飾上明顯的物質文化特色;例如泰雅族的紅色織紋上衣、紋面、竹管耳飾;鄒族的頭目帽;排灣的山豬牙帽飾;卑南的繡花佩袋等。 (註5)(圖10~12圖)這些特殊的物質符號,被選擇做為區辨族群的具體符號;因此特別在繪畫時添加做為族群相貌的展示焦點。他對文化物質特性和具體要素的重視,表現於他大量的標本收藏、部落生活照片和器物圖說上,例如阿美族陶器和銅片耳飾、排灣的山豬毛腳踝飾、北部平埔的木雕祖先像等圖。他收集的台灣文物做為物質文化研究標本,經常伴隨有相關的照片和手繪圖說等。他採集的大約 500 多件台灣標本,後來被帶回日本遠野家鄉,設立一間「台灣館」讓大家參觀。遠野的「台灣館」收藏, 1926 年時被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籌劃教授移川子藏買回臺灣;現在還保存在台大人類學系的陳列室。基本上,伊能的物質文化標本、繪圖和田野照片,與文化調查日記是他全島大規模普查的成果,也是他用來說明台灣文化特性的不同媒介材料。

圖10 伊能嘉矩採集的泰雅族竹管雕花耳飾(台大人類學系藏品#044) 圖11 1898年淡水蕃情研究會開幕式展覽展出之臺灣原住民各族寫真海報(出自蕃情研究會誌,1898,卷首圖) 圖12 伊能嘉矩為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所繪之台灣原住民面貌圖(台大人類學系藏品#370)

 

在台灣開始全面性文化調查採集的先驅者,除了伊能嘉矩之外,還有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等人。他們也同樣重視田野攝影和物質文化標本採集。鳥居龍藏從 1896 年起,大約在台灣做了四次長期環島調查;不過由於他是東京大學的人員,因此他拍攝的照片和標本,幾乎都帶回日本,交給東京人類學會,現在主要放在東京大學的總和資料館內。森丑之助則是被認為最豪放和深入原住民部落的田野工作者;他最初擔任鳥居龍藏的助理和翻譯,從鳥居那裡學會人類學調查、採集和攝影技術。後來他接受台灣總督府的委託,參與「臨時舊慣調查會」的調查工作,並且擔任番族科的調查員,當時完成的《台灣蕃族圖譜》和《台灣蕃族志》二部重要著作,收錄了精彩的寫真和描述分析資料。鳥居龍藏和森丑之助運用的照相方法,受到人類學調查手冊的影響,是典型的人類學樣版模式,經常是一個人立正站好,拍攝正面、側面、和背面共三個面;由《台灣蕃族圖譜》中,可以看出這種有趣的特色。 (註6)(圖13)

大體而言,此時期的文化調查、標本採集和田野攝影,主要是配合統治和施政的腳步進行的。研究者調查採集的資料雖然是殖民者的參考,但也留存不少早期台灣珍貴的資料。 1908 年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成立之後,調查採集重心移轉到博物館;森丑之助也轉到博物館任職,負責山地部落調查、標本採集和展示陳列工作。 1915 年台灣總督府博物館遷入新落成的博物館建築,也就是二二八紀念公園內的臺灣博物館現址。(圖14~15)總督府博物館,曾接受佐久間財團的捐款,大規模地到各地部落進行土俗品採集蒐藏。 (註7)原本博物館主要研究人員森丑之助應該也留下不少照片,不過大戰後幾乎都遺失了。總之,原本由總督府主導配合殖民施政而進行的調查和採集行動,移到正式的博物館之後,相對增加了通俗知識性和宣傳性的角色,成為提供一般大眾觀賞台灣殖民地特色和日本殖民能力的重要展示品來源。

圖13 森丑之助台灣蕃族圖譜中的泰雅族曲尺群少女正面和側面(森丑之助1915) 圖14 1915年新設落成的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建築(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1939) 圖15 1934年完工的土俗人種學標本陳列室(台大人類學系影像收藏#c425)

三、從學術研究到文化搶救

文化調查和採集行動逐漸脫離直接的殖民行政機構資助,轉為強調純學術研究,主要與 1928 年台灣新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設置「土俗人種學講座」有關。籌設台北帝大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台灣為日本建立一個發展南方研究的據點;而發展南方研究的其中一項特殊主題,就是土俗人種學(或民族學)。因此大學在籌設初期階段,就聘請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移川子之藏博士負責規劃「土俗人種學講座」。這個機構除了由移川擔任講座教授之外,還聘有一位專任助手宮本延人,負責物質文化標本管理和攝影;從 1928 年成立到 1945 年日本戰敗,僅有一位畢業生─馬淵東一;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這個講座強調研究而非教學。移川子之藏籌劃講座時,或許受到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擁有專業博物館的影響,認為人類學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的物質文化標本收藏,因此也為台灣的這個講座附設了一間結合考古學和民族學專業的陳列室。

「土俗人種學講座」成立後, 1931 年得到總督上山滿之進退職金提供的研究經費資助,展開了台灣人類學發展史上一項重要的調查計劃,到臺灣全島各族群部落,運用人類學的系譜調查方法,調查追溯各部落家族的系譜關係和遷移歷史(圖16~17)。調查成果 1935 年出版於《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 1935 )一書,與同時台北帝大「語言學講座」小川尚義和淺井惠倫出版的《原語高砂族傳說集》( 1935 ),雙雙獲得國家研究獎賞。透過系譜和遷移史的調查,土俗人種學講座重新調整修訂了臺灣原住民族群的分類,後來長期使用的高砂九族分類概念,從那時起廣泛地被政府行政和學術體系認定,一直延續到戰後都沒有改變。到 2001 年之後,九族的框架才正式被打破,政府開始陸續承認邵族、噶瑪蘭族、和太魯閣族的獨立存在。除了高砂族的調查研究和資料採集之外, 1936 年台北帝大史學科和土俗人種學講座合作成立「台灣史料調查室」,開始調查平原地區的平埔聚落、漢人寺廟以及一些民俗調查。此外,土俗人種學講座調查的範圍也往南擴張,延伸到海南島、南洋和新幾內亞一帶。雖然,台北帝大強調學術研究,與總督府的實際統治業務沒有直接關連;但實際上仍然輾轉配合國家政策,尤其與南方研究與南進的腳步同時前進。學術研究免不了還是做為政治領域擴張的基礎。

圖16 1936年在新竹大隘社駐在所前調查賽夏族人的土俗人種學講座教授移川子之藏(右二)(台大人類學系影像收藏#3319) 圖17 1936年土俗人種學講座採集在苗栗南庄東河部落的賽夏無袖織花長衣(台大人類學系藏品#2470)

土俗人種學講座的學術興趣,使得台灣地區文化調查研究的時間深度往前推展;除了針對原住民部落進行民族學調查採集之外,也開始進行考古遺址的調查、標本採集和田野攝影,希望瞭解史前時代的台灣文化。不過當時考古調查採集的數量和範圍有限,主要透過地表採集,而很少進行大規模的實際發掘工作。比較特殊的例子,是 1936 年台灣史料調查室到基隆社寮島(今和平島)進行的調查和發掘工作。當時日本政府預備在那裡新建造船廠,所以請大學的研究者瞭解當地 17 世紀西班牙人興建的聖薩爾瓦多堡(荷蘭人後來稱為「北荷蘭城」)的基址結構和分佈狀況。 (註8)這一次的調查發掘,難得地留下一批有關這個城堡的基址結構照片和遺物;另外還在城堡基址之下,發現更早之前當地原住民的生活器物和墓葬遺留。從發掘照片中可以見到過去基隆社原住民採用的曲肢葬法,以及大量的中國貿易磁─安平壺作為陪葬品。

隨著標本影像資料的增加, 1934 年土俗人種學講座新建完成一間標本陳列室,聘請專人製作展示櫥櫃來陳列標本資料;當時的陳列室成為大學的知名景點,經常接待參觀訪問的外賓。(圖18)到 1945 年日本因戰敗離開台灣前,「土俗人種學講座」採集了約 6000 多件標本,累積超過 3000 多張田野影像,同時還包括少量的田野紀錄片等。這些藏品由於主要定位為研究性收藏,不但重視物質標本和影像照片的數量和內容,也非常重視採集脈絡資料記錄的保存。尤其大多數資料是講座相關研究人員實地調查而取得的第一材料,因此有較明確的來源地點、採集時間、採集者、以及原語名稱或背景說明等記錄;與其他機構的收藏比較,如此詳盡的採集背景資訊成為最大的特色。也因為如此,這些物質標本和影像照片,一直到現在都是台灣地區物質文化研究使用最頻繁和成果最豐富的一批材料。 (註9)

圖18 前來土俗人種學標本陳列室參觀的埤亞南社(Piyanan)泰雅族原住民攝於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大門前(台大人類學系影像收藏#C425)

日本時代累積的台灣文化標本和圖像資料,戰爭期間經過嚴重的破壞和失散。從 1945 年日本離開到 1949 年國民黨從大陸撤退到台灣之前,台灣的文化調查、採集和田野拍攝活動幾乎停頓。台北帝大改名為台灣大學的初期,土俗人種學講座被納進歷史系,改名為「民族學研究室」,主要由社會學家陳紹馨先生負責。當時留用的二位日本教授─宮本延人和國分直一,重新整理和清點戰爭時期遭到轟炸的標本室。 1947 年之後,陳奇祿進入臺灣大學接手負責民族學標本的整理研究工作,後來成為台灣物質文化研究和民族學研究的重要人物。

1949 年以後,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研究經費和人力資源增加,人類學研究和調查採集開始進入新的階段。其中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是隨著政府遷到臺灣的大批中央研究院人類學研究者,包括李濟、凌純聲、芮逸夫等人。 1949 年,他們在台灣大學正式成立考古人類學系,將原本「土俗人種學講座」累積的基礎納入。這些中國來的人類學研究者當時已經有不小的名氣,在中國累積的考古學和民族學調查研究經驗也極為豐富;例如李濟的安陽研究,凌純聲和芮逸夫研究西南和東北少數民族研究等。他們來到台灣以後,每年成立田野調查團,帶著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學生,有計畫的進行原住民部落田野調查,以及考古遺址發掘工作。 1950 年代初期,遷台後的中央研究院也開始籌備一個新的民族學研究所,由凌純聲負責規劃。這個研究所成立的目標是推展台灣土著民族文化,以及中國古代民族與太平洋土著文化接觸關係的調查研究; 1956 年它也設立了一間標本室,採集和保存了不少後來調查採集的物質文化標本和照片。 (註10)

戰後初期台灣人類學的調查採集,經常提出「搶救」做為工作重點。當時認為在越來越加速的現代化和工業化影響下,土著的傳統文化都在消失當中,因此必須趕快搶救。而搶救消失中文化的方法,當時認為就是將文物採集到博物館中保存起來,或是大量拍攝田野照片留下影像紀錄。台大人類學系和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都抱持著這樣的基本信念,搶救即將消失的高山族文化。這二個機構定期組成頗具規模的調查團,包括學生和老師一群人一起到部落或遺址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和採集。例如, 1949 年,李濟、董作賓、芮逸夫、石璋如、林橫立、林瑞昌、陳奇祿、何廷瑞、宋文薰、劉枝萬等人到台中縣仁愛鄉力行村調查泰雅族瑞岩部落; 1955 年陳奇祿、李亦園、唐美君、李卉、余錦泉、鄭聰明、劉枝萬等人,到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調查邵族卜吉社。 (註11)這個時期每次田野調查,拍攝的田野照片數量大大增加;或許因為照相技術和設備較普及,經常一次部落調查拍攝 2 、 300 張照片,而且從不同角度拍攝連續性的影像,對於紀錄當時的部落生活狀況提出更豐富的資訊。 (圖19)

圖19 1956年台大民族學調查團至屏東潮州牡丹鄉東源部落調查途中渡河情況(台大人類學系藏#A1719-5) 圖20 台大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現狀(戴瑞春攝)

相較於日本時代,此時期民族學標本收藏的數量卻逐漸減少。就台大人類學系的收藏狀況而言,日本時代的 20 年間,採集了超過 5000 件原住民物質文化標本;但是戰後的 50 年間,民族學標本收藏的數量卻不到 500 件。不過,考古學的調查發掘、標本、照片和紀錄卻大量增加,並且逐年成倍累積;最近十幾年來,配合重大工程進行的搶救考古學,更使得考古標本和資料的數量暴增,實際數量難以計算,可能超過數十萬件、數百萬件。 (圖20)

為何搶救文化的想法和保存物質文化標本的作法,後來在實際行動過程中出現落差。這個現象,一方面與世界性人類學研究興趣的轉向有關;由於人類學越來越強調長期參與觀察式的田野之後,物質文化研究在逐漸脫離人類學理論發展的主流。許多研究者認為僅是收集和描述標本文物,對於了解文化內在意義沒有太多幫助,因此對物質文化研究有興趣的人越來越少。在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期間,台灣明顯可以看出類似的趨勢。另一方面,則與人類學提出的後殖民反省和批判聲浪有關,標本採集究竟是保存文化,還是造成文化記憶更快速的流失,成為一個熱門的爭論議題。 (註12)

四、當代趨勢與未來發展

回顧 19 世紀以來,台灣地區相關文化調查、標本採集、和田野攝影的發展變化,可以看出西方科學知識建構、物質文化研究發展、殖民勢力擴張、族群分類區辨、和文化搶救等動力的交互作用有關。 1980 年代以後,博物館與人類學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討論,重新思考物質文化研究的方向,並檢討過僵化凍結的「文化」概念。人類學和相關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過去假設土著文化將會慢慢消失的信念,開始受到很大的挑戰。經過數十年的演變,全球化影響的速度和範圍雖然越來越大、越來越快,但是大部分的弱勢文化群體並沒有完全消失,文化也並未死亡,而是在各種衝突和困境中不斷調適改變,繼續找尋生命的出路。不少社會科學研究者後來驚覺到過去在自我中心的思維下提出的預測,其實是合理化大規模採集和挪用異文化標本的行動。受到這些刺激,文化調查、採集、收藏、詮釋和展示等相關議題,成為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面對的新議題。文化被呈現的過程與方法,也成為 1970 年代以後人類學重新檢討的重要問題,同時包含對民族誌撰寫,以及博物館展示呈現方式的反省。過去大家認為客觀的呈現管道,其實受到權力掌控者和研究者詮釋觀點的主導。而且過去格式化的呈現手法,更加限制文化意義再現的可能。 (註13)

在一連串的反省風潮當中,異文化資料收藏採集過程中隱涵的不平等權力支配關係開始被關心。由於大部分民族學調查和採集的異文化標本和資料,大都是從偏遠的村落往大都市的博物館流動。究竟誰有辦法深入異地採集?透過什麼管道累積和保存資料?仔細推究,主要都是受到當時主流社會政治經濟和知識權力者的掌控。弱勢和政經勢力較低的社群,大多是物質文化資料被採集和流失的一方。過去的調查研究者,很少去思考知識和權力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應該如何解決?傅科以降的後現代思潮影響,使得這些問題成為不得不面對和處理的議題。這種風潮初期讓不少保守派的研究者不安或不願意面對,認為是沒有建設性的挑剔和批評。許多人辯解,至少調查採集標本和圖像資料,基本出發點是善意的;而且將文化物證保存在較好的博物館環境裡,對於研究和瞭解文化絕對有正面作用。

但是,當博物館研究者重新調查博物館的收藏利用狀況時,卻又發現幾乎所有民族學博物館累積的大批異文化標本和材料,真正被研究和使用過的比例不超過 20 %;也就是至少還有 80 %的東西被冷凍在庫房裡尚未被處理或研究。因此,新的一波博物館人類學風潮,開始強調清點庫房既有的標本和收藏,將過去採集的藏品逐一整理和研究。由於許多過去假設認為即將消失的族群後來並沒有滅亡,反而因為外來強勢的採集力量而大量流失與過去、與祖先連結的物質遺產;採集過程或多或少可能成為破壞當地社會物質系統的一種力量。

從當代強調的動態文化觀來看,文化是能夠在社會生活中發生具體作用的行為模式;因此,文化保存必須能夠讓特定的行為模式延續下去,靜態的物質保存並不是文化保存。同樣地,保留在博物館和研究機構的文化資料,也需要能對原有文化群體的傳承發生作用,才算是符合原先設定的搶救文化理想。因為只是靜態地將文化資料保存在博物館和研究機構,不能讓文化行為模式持續,研究者並不是文化行為的直接行動者。雖然調查採集的意圖和出發點並不壞,但是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這些資源的擁有權或使用權應該屬於誰,變成可以爭論和有待處理的問題。

如何賦予民族學標本和圖像資料文化權?如何能夠讓文化傳承者的文化權與研究者的智慧財產權平行並存?如何在後殖民時代用新的思維處理過去的殖民遺產?這些問題並沒有簡單可行的標準答案,但是許多人已經開始嘗試尋找更多的回應可能。近年來,台灣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經費進行國家數位典藏計畫,其中一個基本目標,就是希望能夠為博物館和收藏單位保存的文化遺產建立新的分享機制。討論標本文物和資料回歸部落的可能,數位化應該是值得嘗試的方向;透過網路媒介更多部落的人可以跨越時空障礙,有機會一起接觸或使用過去祖先留下的物質文化和圖像資源。這也是可以具體回應文化權爭論的一種方式。

前面提到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的物質文化收藏特別之處,在於保存有較詳細的藏品採集來源資料,知道直接相關的部落和來源地點。因此在數位典藏工作過程中,可以逐一將藏品來源部落整理出來,再將標本或圖像資料帶回部落裡。一方面進行補充資料田野調查,修正和豐富原有的藏品記錄;另一方面也可以和部落現有的文化協會等民間團體合作,讓地方思考如何從自己的觀點出發,運用這些文化資源。目前台大民族學藏品的數位典藏計畫工作過程中,已經帶回到幾個不同的族群部落;許多當地人見到前一代祖父母的照片或部落的文物,都激發出對過去的感性回憶或提供更詳細的補充資料,互動過程有不錯的正面效果。

總之,當代的發展方向主要強調物質和圖像做為具體文化資源的多重可能性。物質文化的角色開始再度受到重視。雖然許多過去的文物已經流失;但各族群部落還持續在不同生活領域中,再現一些特殊的圖像符號,傳達自己界定的重要文化價值。我們可以看見過去的一些物質圖像,還經常重複出現在各種儀式和祭典場景中;同時成為許多新設立的部落工作室和工作坊的生產創作概念來源。許多過去的物質符號開始轉換在現代生活脈絡中,以更活潑的方式呈現,例如運用在現代婚禮晚禮服上的賽夏織紋圖案、變成南王部落少年會所大門造型的卑南男性長老方帽、作為水泥樓房欄杆圖案的雅美拼板船等。這些例子顯現,具有重要文化價值的物質圖像還在當代社會情境中持續再生產和再呈現。(圖21~22)

圖21 以卑南男性長老方帽為造型的南王部落少年會所大門(胡家瑜2001年攝於台東縣南王村) 圖22 苗栗向天湖賽夏美工作坊生產的特殊臀鈴吊飾(胡家瑜2006年攝)

總結而言, 150 多年來在台灣發展的文化調查、標本採集、田野攝影,因應不同時代背景而有不同的推動力量,這些動力也反射了台灣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更進一步來看,物質和圖像資料穿過歷史的變化,仍然能夠在新的場域延續生命;過去累積的台灣資料和物質圖像,在 21 世紀的今天,還能不斷轉換角色激起文化記憶,在社會生活中建構動態的價值和意義。

註釋:

(1)胡家瑜 2006.

(2)史溫侯( Robert Swinhoe )的藏品,筆者於 2001 年在大英博物館看見記錄。李仙得( Le Gendre )的資料係則感謝美國 Leeds College 費德廉教授提供訊息。

(3)Mackay 1896 ;胡家瑜 2001.

(4)伊能 1898 : 302-304; 1899 : 127

(5)伊能嘉矩 1898 :卷首圖;台大人類學系藏品# 370 ;胡家瑜 1998 、 2005 。

(6)鳥居龍藏寫 資料研究會編 1990 ;森丑之助 1915 。

(7)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 1939 ;李子寧、吳百祿 2003 。

(8)松本盛長 1936 、 1937 。

(9)宮本延人 1935 ;芮逸夫 1953 ;胡家瑜 1996 。

(10)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86 。

(11); 陳奇祿 1992 ;陳怡真 2004 。

(12) O'Hanlon 2000 ; Thomas1989 、 1991 。

(13) Cole 1995 ; Pearce 1994 ; Stocking1985 。

(本文轉載自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之《臺灣十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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