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史十一講》

從考古學看臺灣

文/臧振華

一、前言

連橫在《臺灣通史》〈自序〉中說:

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而舊誌誤謬,文采不彰,其所記載,僅隸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闕而弗錄,竟以島夷、海寇視之。嗚乎!此非舊史之罪歟?且府志重修於乾隆二十九年,臺、鳳、彰、淡諸志雖有續修,侷促一隅,無關全局,而書又已舊,苟欲以二、三陳編,而知臺灣大勢,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被囿也亦巨矣。

所以他認為「修史固難,修臺之史更難」,究其原因,則主要是因為史料的殘缺散亂和疑信相參。可見「徵文」不易和「考獻」困難顯然是傳統修治臺灣史者所面臨的一個很艱困的課題。

臺灣的文獻史料雖然不多,但是卻有很豐富而且具有特色的田野史料。已故前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張光直博士即認為:「在臺灣的史學家為史料所環繞,在『動手動腳找東西』上,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如果集中作臺灣研究的田野工作,不但能夠擴充研究臺灣史的材料,而且可以直接刺激中國史學的進展。」 (註1)基於此一理念,以找尋和研究地下史料為主要任務的現代田野考古學,便成為臺灣史研究在文獻史料之外的重要工具和門徑之一。

自 1896年日本學者將田野考古學傳入臺灣之後,經過了考古學者的近百年的努力,所獲得的史料,已經為臺灣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開闢了寬廣的視野。下面試從考古學的資料一窺臺灣的歷史。

二、臺灣史前史的重建

臺灣現在有為數約四十多萬的南島語系民族,他們的祖先在漢人來到之前,就已經世居在這裡;不過,由於沒有書寫的文字,沒能留下歷史記錄。大約到了十七世紀,隨著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入據,以及明鄭以後大量漢人移民臺灣,才帶來了文字記錄的歷史。所以,大約到了十七世紀以後,臺灣才進入了歷史時代;其時,距今不過四百年。而在此以前的臺灣史,自然就屬於史前時代了。要了解臺灣史前時代的歷史,包括文化的類別、年代和來源、當時人類的生活方式和變遷,以及與現存原住民族群的關連等問題,就唯有靠考古家走入田野,調查和發掘文獻史料以外的地下史料來加以研究。

(一)史前文化的空間和時間架構

臺灣面積不大,但是由於地形陡峻、地質變動多,其自然環境,無論是地形、氣候、動物和植物相,都是多樣而複雜。而臺灣住民的歷史也甚為分歧,單是現存的南島民族,就分為語言與文化各有差異的高山九族,還不包括大部份已經漢化了的平埔十族。據此估計,臺灣史前時代的人類與文化,必然也不單純。所以,研究臺灣的史前文化,首先便需要能夠掌握、瞭解其遺址的年代、空間分佈和文化類別。目前,考古學家依據一百多年來所累積的資料,已經可以將臺灣史前文化的空間和時間架構大致建立了起來。

在空間方面,臺灣史前文化的遺址,廣泛分布在臺灣本島的各地以及澎湖、蘭嶼、小琉球和綠島等離島。在臺灣本島,垂直分布,最高達到將近二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最低見於距海水面僅數公尺的海濱。平面分布,北自臺灣最北端的基隆和平島等地,南到臺灣最南端的鵝鑾鼻公園,東起東海岸的全線,西至西部的海濱。遺址的分布亦涵蓋了臺灣的各種地形,包括海岸沙丘、海岸階地、沖積平原、盆地、河階、丘陵和山地等,反映了臺灣史前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各種不同適應。

【圖 1】臺灣考古文化年代表

 

在時間方面,考古學者按文化的類別,分為四個主要階段 (2):

舊石器時代,大約在距今 5000到30000年前之間,屬狩獵採集文化的階段,以長濱文化為代表。

新石器時代早期,大約在距今 4500到5、6000年前,推測為農業文化的初始階段,以大坌坑文化為代表。

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年代在距今 2000到4500年前之間,為農業文化的進步階段,其中,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年代大約是在距今3500到4500年前之間,北部以圓山和芝山巖文化為代表,南部以細繩紋陶文化為代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年代大約在2000到3500年前間,在北部地區以植物園文化為代表,在中部地區以營埔文化為代表,在西南部地區以大湖文化為代表,在東部地區以卑南文化和麒麟文化(巨石文化)為代表。

鐵器時代,係由石器逐漸轉變為鐵器的文化階段,年代在距今 400到2000年前之間,在臺灣各地都有地域性的代表文化,北部為十三行文化,中部為番仔園文化,西南部為蔦松文化和西拉雅文化,東部為靜浦文化和三和文化。

通過對上述各階段史前文化資料的發現和研究,目前已經可以對臺灣遠古以來人類歷史的一些層面,有了較為清楚的認識。

(二)臺灣最早的人類

中國大陸自廿世紀初期發現「北京人」以來,陸續發現了很多屬於舊石器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臺灣是屬於亞洲大陸的典型大陸島,在 3百萬至1萬年前之間的「更新世」冰河期間,曾數度與中國大陸相連;臺灣是否也有舊石器的人類和文化存在呢?在冰期的時候,大陸上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古人類,有無經過相連的陸地而來到臺灣?

其實,早在日據時期即有考古學者推測:在冰期的時候,大陸上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古人類,很可能追隨南遷的動物群而來到臺灣 (3)。這項推測到了1971年終於有了具體的線索,臺灣大學的宋文薰教授,與臺灣省立博物館的一些研究人員在臺南縣左鎮鄉探察菜寮溪所新發現的犀牛化石時,無意間在臺南化石收藏家郭德鈴先生所蒐集的菜寮溪化石中,發現了一片屬於人類右頂骨殘片的化石。1974年,日本古生物學家鹿間時夫教授也在臺南另一位化石收藏家潘常武先生的藏品中,找到一片採自同一地區的人類左頂骨化石。這兩片人類頭骨化石經鹿間教授帶回日本研究後,認定是屬於現代人種(Homo sapiens sapiens ),而它們的年代,經過氟和錳計量的測定,推知約有2萬至3萬年。說明了至遲在距今2萬年以前,臺灣島上已經有人類居住,學者們把這些頭骨所代表的人類,稱之為「左鎮人」。以後,在臺南左鎮附近先後又出現了少數人類頭骨化石殘片和牙齒,也都被認為是屬於「左鎮人」的( 4)。

三)臺灣舊石器人類的生活方式

自 1968年開始,由宋文薰和林朝棨兩位教授所領導的臺灣大學考古隊,在臺東縣長濱鄉八仙洞的海蝕洞穴做了五次發掘;從幾個洞穴的底層,發現了數以千計的用海濱圓礫所打製的石器和製造石器的廢料,以及一些骨器。李濟博士將這些器物所代表的文化命名為「長濱文化」,證實是臺灣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文化或稱之為「先陶文化」。這一文化的年代,據放射性碳素14測定,其上限最遲是在距今15000年以上,有可能更早,其下限一直延續到距今5000多年前才消失,是迄今在臺灣所發現最古老的人類文化遺存(5)。以後在墾丁國家公園內的鵝鑾鼻第二遺址和龍坑(6),以及臺東縣成功鎮的小馬(7)等遺址,也都發現了類似的文化遺存。另外,在臺北市的芝山巖(8)和苗栗的伯公壟(9)也有發現類似舊石器的報導,但都還有待進一步證實。最近,陳有貝亦在臺東縣成功鎮調查一座當地稱為「龍洞」的洞穴,在進行考古試掘之後,發現了舊石器時代的遺留,主要為打製砍器、石片器、石錘、石英質小石器等(10) 。

目前,有關臺灣舊石器時代人類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得自四處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的資料:八仙洞遺址是面臨太平洋的一處遺址,在一座巨大的集塊岩山的峭壁上有十數個海蝕形成的大小洞穴,據發掘者的研究,當海水退出洞穴後,舊石器時代的人類便利用這些洞穴住居。臺東縣成功鎮小馬洞穴中所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類的住居遺跡,亦應屬同樣的情況。在恆春地區鵝鑾鼻第二遺址和龍坑遺址則都是面海的石灰岩和珊瑚礁洞穴、岩蔭。這些資料可以說明,臺灣東部舊石器時代的居民主要是居住在海邊的洞穴、岩蔭或近海低地隱閉背風之處。

由八仙洞遺址所出土的大量魚骨和獸骨,以及鵝鑾鼻第二遺址和龍坑遺址所出土的野豬骨、鹿骨,貝殼和龜甲顯示,當時的人類主要是以漁獵和採集為生,還不知道種植農作物。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有石器和骨、角、貝器。石器的類型主要有礫石砍器、礫石石片器、凹石,和小型的石片刮削器、尖器和刀形器等。骨、角器有長條尖器、骨針、兩頭尖釣鉤和骨鑿等。貝器則主要是以夜光螺蓋製造的貝刮器。

有關臺灣舊石器時代居民的社會狀況,目前還不是很清楚。不過,綜合前述聚落和生業的資料,以及民族誌的類比資料來看,他們的社會可能仍然處在一個「遊團」的階段。

所謂「遊團」,依據美國人類學者 Elman Service 的定義,是指一些多少具有地域性的核心家庭的結合體,通常有30∼100人。這是藉由粗鬆的親屬關係,將遊團內的家庭結合起來。一個遊團也可藉由親屬關係與另一個或多個遊團聯合。在遊團內部沒有家庭之外的任何政治、經濟和宗教等方面的專業或形式上的組織。除了性別和年齡之外,沒有經濟上的分工儀式行為僅著重於出生、死亡、懷孕和婚姻等個人的儀禮(11)。

小馬洞穴先陶文化層中所發現的一座墓葬,證明臺灣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有埋葬的行為 (12)。

(四)臺灣舊石器時代文化的來源

關於臺灣舊石器時代文化的來源,必須與臺灣周緣鄰近地區所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進行比較研究。這些周緣鄰近地區應該包括北邊的日本,西邊的大陸東南沿海和南邊的菲律賓。日本目前已經發現的舊石器時代的遺址,石器主要是石英和石英岩質,以石片石瓣的技術製造,代表性的器物有砍砸器、尖狀器和刮削器等;但是 30000年以後的日本舊石器,則主要流行石瓣工具,其器物的形制和風格,與東亞大陸北方的舊石器文化傳統類似,而與長濱文化明顯不同(13)。

經過比較,臺灣周緣地區所發現的舊石器與臺灣相似的只有菲律賓和大陸南方。因此,在探討臺灣舊石器文化的來源的時候,這兩個地區便可列入主要考慮的地區。不過,因為人類在更新世的時候已經來到臺灣,而當時臺灣曾經與大陸數度相連,而未曾與菲律賓相連。所以,長濱文化的主要發掘者宋文薰教授便認為,臺灣舊石器的來源以華南較為可能;而也有考古家認為長濱的舊石器與廣西百色上宋

村出土的舊石器相類 (14) ,或是與東南亞流行於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初期的「和平文化」相關(15) 。近來,福建漳州等地也發現了可能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16),其與長濱文化之間的關係如何?顯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此外,1970年代以來,從菲律賓呂宋島卡嘎延(Cagayan)河谷,陸續發現舊石器,包括礫石砍器,礫石石片器和小型石片刮削器等,與長濱文化之間亦又一定的相似性。而最近在呂宋島北海濱一帶所出舊石器的年代下限和長濱文化一樣,可能晚到距今5000多年前。因此,也不能排除兩者間的可能關連(17) 。所以,有關臺灣舊石器時代文化的來源問題,還有必要繼續探討。

【圖 2】南科發現之考古遺址分佈圖

 

(五)臺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大約從距今 5、6000年前一直延續到4500年,臺灣出現了一個和長濱文化相當不一樣的文化,學者稱之為「大坌坑文化」或「粗繩紋陶文化」。這是張光直先生於1964年到1965年發掘臺北縣八里鄉大坌坑和高雄縣林園鄉鳳鼻頭兩個遺址之後才正式確定的一個臺灣史前文化(18)。大坌坑文化與長濱文化最顯著的不同之處是,當時的居民已會製造陶器,而且在生業方式上,可能也出現了原始的根栽和穀類農業。目前在臺灣的一些地方,包括北部海岸、臺北盆地、西南海岸、東部海岸、和澎湖群島都已發現了此一文化的遺址,總數約有十餘處,其中,經過發掘或有年代的遺址,除了上述的大坌坑和鳳鼻頭,還有臺南縣的八甲村,澎湖縣?葉村,高雄縣的福德爺廟,臺北縣淡水鎮的莊厝,以及臺北縣貢寮鄉內寮(19)等。另外,近年來臺南科學工業園區(圖2)的南關里及南關里東遺址亦發現大坌坑文化的遺留(圖3~6),其陶器形制與澎湖?葉村遺址出土者甚為相似(20)。

大坌坑文化居民的製陶技術較為原始,火候較低,所燒造的陶器大都粗糙鬆軟。顏色自橘紅到深褐,主要器形有侈口、鼓腹並且帶有矮圈足的陶罐和敞口的陶缽。陶罐的口部低矮粗厚,常在唇下有一圈凸起的脊條,而在口部的唇面和肩部也常飾以「之」字形、條形、或波浪形劃紋。陶罐和陶缽的體部主要飾以粗繩紋,亦見紅褐色彩繪紋飾。陶罐的圈足低矮,足壁上常見戳穿的圓孔。

【圖 3】南關里東遺址出土繩紋陶器 【圖4】南關里東遺址出土折沿豆 【圖5】南關里東遺址出土有肩石錛(引自《臺灣考古》)。

大坌坑文化的器物還有石器、骨角器和貝器。石器除了打製的石斧,石刀和礫石砍伐器之外,也出現了磨製的石斧、長型和帶肩石錛、石鏃,以及凹石、網墜和帶柄樹皮布打棒等。骨角器主要為尖器和裝飾物。南關里和南關里東遺址所出土主要以雲母蛤貝殼所製成的帶肩貝刀(圖 6),不見於其他遺址,甚為特殊(21) ;另外,南關里遺址還出土完整的犬類遺骸(圖7)。

【圖 6】南關里東遺址出土有肩貝刀 【圖7】南關里遺址出土完整犬骨骸

關於大坌坑文化居民的生活方式,目前所知仍甚有限,過去張光直先生曾根據大坌坑和鳳鼻頭兩處遺址所出土的資料作了初步推測:

(1)大坌坑文化是一個在溫暖潮溼的熱帶地區,適應海洋、湖泊、河流、和沼澤等微體環境的文化;

(2)當時居民的生業基礎是漁獵和採集,但是可能已經有了根莖類農作物的栽培;

(3)而人類的聚落主要是位於海岸和河邊的階地上 (22)。

澎湖群島?葉村貝塚遺址的發掘,首次揭露了大坌坑文化居民生業形態的最直接的證據。貝塚成份分析顯示,當時的居民主要以採集沿岸潮間帶上的貝類和魚類為生。他們所吃的貝類主要是岩礁上的單殼貝,包括蠑螺、蜒螺、鐘螺和蟹守螺等。魚類以近海的珊瑚礁魚類為主,有隆頭魚科和鸚哥魚科。除了魚貝類,當時的居民可能也採集海邊的海藻類。沒有農業的直接證據 (23) 。

大坌坑文化的居民是否果真如以往學者所推測的:在漁獵之外,可能已有根莖類作物的種植呢?這是張光直先生根據大坌坑和鳳鼻頭兩處遺址中所出土的少數石斧和石錛等生產工具、陶器上繩索印紋所反映對植物纖維的利用、以及民族植物學家對東南亞早期農業形態的擬測等線索所作的推測,事實上,最近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的南關里和南關里東兩處遺址的發掘,已經在大坌坑文化層中發現了稻米(圖 8)和小米(圖9)(24),證明當時已經有穀類農業。

【圖 8】南關里東遺址出土稻穀 【圖9】南關里東遺址出土小米

 

雖然大坌坑文化的年代,與長濱文化的下限年代有一段重疊,兩者在臺灣似乎有一段同時存在的時間,但是從文化的內容上來看,他們之間卻找不出可以連繫的地方。現在,考古學家們大都認為,大坌坑文化不是長濱文化發展起來的,而是一個自外地移來的新文化。由於這個文化與分布在大陸東南沿海,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若干年代在 6千到5千多年前,以繩紋陶為特徵的文化,無論在器物特徵,在適應形態,或在文化年代上,都非常類似,而具有很密切的親緣關係,所以很可能是從那裡渡海而來(25)。

(六)臺灣原住民族最早的祖先及南島民族的起源

臺灣在南島民族起源問題上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的地理位置介於亞洲大陸和太平洋之間,而且也由於臺灣史前文化與現住南島族群之間的可能連繫。所以長久以來,臺灣即被認為是南島民族由亞洲大陸向南方島嶼遷移的中繼站。基於此一原因,追溯臺灣史前文化在亞洲大陸上的起源地和親緣關係,被認為是探索南島民族起源問題的最重要線索之一。

以往有許多學者根據考古和語言資料,探討臺灣史前文化與現存南島族群的關係,及其在亞洲大陸的源頭。例如早在日據時代,國分直一和金關丈夫等學者即開始注意臺灣與大陸史前文化的關連問題。他們以「彩陶」、「黑陶」、「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錛」等文化要素,將臺灣與華北的史前文化作了聯繫。鹿野忠雄並推論:臺灣史前文化的基底是中國大陸的文化,繩紋陶、網紋陶、黑陶、和有段石錛等文化層即代表中國大陸文化曾數度波及臺灣 (26) 。1966年,Raleigh Ferrell 以語言為基礎,將臺灣的土著族分為泰雅、鄒和排灣三個主要類群,認為這三個語群分別與臺灣三個主要史前文化有關連,並且都是來自華南(27) 。以後,張光直先生依據鳳鼻頭和大坌坑兩處遺址的發掘資料,並與語言學的資料作對比,認為臺灣南島民族的骨幹,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源自龍山形成期和圓山這兩個史前文化(28) 。

但是,臧振華在澎湖群島的考古研究,以及最近在臺南南關里和南關里東遺址的發現 (29) ,證明大坌坑文化與大陸珠江三角洲一帶同時代的文化之間有很密切的親緣關係,並且與細繩紋陶文化之間有承繼發展的關係。而許多研究也顯示,臺灣一部份年代較晚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又有可能是源自細繩紋陶文化。所以,現在考古家已經可以大膽的推論,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臺灣南島族群來自大陸東南沿海的最早祖先(30) ,而這也說明,目前廣泛分佈在東南亞海島和太平洋的南島民族的老家,正是大陸東南沿海,特別可能是珠江口三角洲一帶。

(七)穀類農業的出現與臺灣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主要文化

大坌坑文化之後,距今 4500年前到2000年前之間,臺灣史前居民生活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在他們的生業系統中出現了更普遍的穀類農業。過去,在屏東的墾丁遺址(31)、澎湖白沙鄉的赤崁遺址(32)和臺中縣大肚鄉的營埔遺址(33),都在陶器上發現了稻殼的印痕,經過植物學家的鑒定,屬於秈稻種。此外,在臺北市的芝山巖遺址也曾發現了經鑒定為粳稻的炭化稻穀(34)。近來,除了在臺南科學園區內的右先方和三抱竹等遺址出土碳化稻穀和小米之外(35),在臺中的惠來遺址也發現了稻穀(36)。這些證據說明從4500年前以後,臺灣的居民已經有了更普遍的稻作農業。

稻作農業的發展,使臺灣史前文化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高峰。首先是陶石製作技術有了明顯的進步,器類增多,而社會形態,也逐漸趨於複雜;不但聚落增多、增大,而且其分布也逐漸超越了海岸地帶而向內陸中、上游河谷和丘陵山地擴展,對各種自然環境的資源成分作更廣泛的開採和利用。這種情況自然產生了較多地域性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其中,按時代的早晚,可以分為中期和晚期兩個主要段落。新石器時代中期,主要有圓山文化、芝山巖文化和細繩紋陶文化。新石器時代晚期,主要有植物園文化、營埔文化、大湖文化、卑南文化和麒麟文化。

1、圓山文化

分布在臺灣東北部海岸和臺北盆地中,以臺北市圓山貝塚遺址為代表,年代大約在距今 2500-3500年前之間。這個文化的陶器質地含砂,顏色以紅褐色為主,也有灰、黑和淺黃等色,多為素面無紋,但器體外表常施褐紅色彩。器形以鼓腹圈足罐形器為主,大口外侈,或小口有流,也有的具有兩三個帶流的小口。有的陶罐上帶有成對的把手,把身外緣常刻以成組的花紋。

石器種類甚多,以磨製、打製、和啄製為主。器形以有肩石斧、有段石錛、大型扁平石斧、冠頭石斧、三角形帶孔石鏃和帶槽的網墜為特徵。玉器使用發達,有鑿、錛、及腕環和耳飾等。骨角器亦多,以鏃、矛頭、鑿、錐等最為常見。圓山貝塚中曾發現仰身直肢墓葬,證明當時有將死者埋在貝塚中的習俗。在大坌坑遺址的圓山文化層中也發現了木骨草泥為牆、岩石為基的房屋遺跡 (37)。

2、芝山巖文化

僅發現於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巖遺址。該址有兩個文化層。上層為圓山文化,下層為芝山巖文化。芝山巖文化的年代大約在距今 3000-3500年前之間。芝山巖文化層中出土的陶器有罐、缽、碗、豆等各種類型,文飾類別繁多,除了彩繪紋之外,還有捺點紋、圈紋、繩紋、齒狀凹槽紋、方格紋、條紋和劃紋等。石器有打製石斧、石鏟、石鋤、磨製石斧、網墜、凹石、石錛、石鑿、石刀、箭鏃、石杵和玉質飾物。骨角牙器也很多,製做的非常光滑細緻。此外,還發現了木製的器物,包括掘棒、尖狀器、陀螺形器和木槳形器等,另外還有編織物,以及碳化的稻米和大量動物骨骼(38) 。

3、細繩紋陶(或繩文紅陶)文化 (39)

主要分佈於臺灣中南部的海岸地帶和澎湖群島,但是也見於北部和東部的海岸 (40) 。另在濁水、大肚、大甲溪的中游河谷和曾文溪的上游河谷地區也有少數發現。目前所發現遺址的總數,已經上百處,是臺灣各個史前文化中,在地域上分布最廣的一支。較具代表性的遺址有臺中縣清水鎮牛罵頭、南投縣草屯鎮草鞋墩、臺南縣仁德鄉牛稠子、高雄縣林園鄉鳳鼻頭(第二層)、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和鵝鑾鼻、花蓮縣壽豐鄉鹽寮、臺東縣東河鄉都漁橋、澎湖縣馬公市鎖港、臺北市圓山,以及宜蘭縣礁溪鄉大竹圍、臺北縣萬里鄉萬里、淡水鎮後厝和八里鄉訊塘埔等遺址(41) 。

細繩紋陶文化的年代大約在 4500到3500年前之間,在器物上所表現的一般特徵為:陶器以夾砂和細質的紅陶為主。手製但經慢輪修整。器形以罐形器和缽形器為主,臺南右先方遺址還出土大型紅陶甕(圖10)及豆形器(圖11);文飾以細繩紋為主,常施於陶器的腹部,也有劃紋、方格紋、藍印紋和彩繪紋等。石器以打製和磨製的石鋤,長方形、半月形和靴形的石刀,長方形石錛、石鏃、網墜,凹石和玉質飾物等為主要類別。石鋤和石錛多以產於澎湖群島之玄武岩製造(圖12)。最近,在澎湖七美島發現了主要屬於細繩紋陶時代的大型石器製造場,為臺灣西南部地區同一時期的玄武岩石器找到了來源(42) 。

【圖 10】右先方遺址出土 陶甕 【圖11】右先方遺址出土陶豆 【圖12】右先方遺址出土橄欖石玄武岩石鋤

 

許多細繩紋陶文化的遺址都出土大量貝類和動物骨骼的遺留,而前述的墾丁和澎湖縣白沙鄉的赤崁B遺址發現在陶器上的稻殼印痕,而在右先方等遺址除了出土了稻穀(圖 13)之外,還出土小米穀粒(圖14)。右先方遺址發現了可能是干闌式房屋的柱洞遺跡。墾丁、鵝鑾鼻、澎湖的鎖港和右先方等遺址都發現了墓葬,前面二者的墓葬有石棺為葬具,右先方遺址有兒童的甕棺葬。

【圖 13】右先方遺址出土碳化稻穀 【圖14】右先方遺址出土小米穀粒

 

4、植物園文化

主要分布在臺北盆地和其週緣淡水河中下游一帶,以臺北植物園遺址為代表,年代大約在 3000至2000多年前間。有關這個文化的內涵了解得還不多,其陶器以細質、厚壁、褐色或淺褐色罐形器為主,主要飾以方格狀印紋;石器與圓山文化的大體相似,主要器形有斧、鑿和錛等,但是打製與磨製的數量相近,有段石錛較厚,有肩石斧較少(43) 。

5、營埔文化

分布於臺灣中部大肚溪和濁水溪中下游一帶的河邊階地和丘陵上,以臺中縣大肚鄉營埔、南投縣集集鎮洞角和埔里鎮大馬璘等遺址為代表 (44)。但是由於分布的範圍很廣,各遺址間在文化面貌上呈現出一些地域性的變異。一般而言,這個文化的年代大約在3000至1500年前之間,共同特徵明顯,陶器以灰黑色陶罐和陶缽為主,陶罐有的有蓋、有圈足,也有三足者。文飾種類甚多,有羽狀紋、波浪紋、圓圈紋、貝紋、點刺紋、弦紋和彩繪紋等;石器種類煩多,有石鋤,石錛、石刀、石鏃、石槍、石球和網墜等(45)。營埔文化遺址中所出土與生業有關的直接證據較少,但在營埔遺址出土的陶片上曾發現稻殼的印痕。

6、大湖文化

主要分布於臺南和高雄的沖積平原一帶,以臺南縣的烏山頭和高雄縣的大湖遺址為代表 (46)近來在臺南科學工業園區內,又發現了幾處大湖文化的遺址(圖2),其中道爺南、右先方南二(下層)及位於園區外善化•左營遺址之年代可能稍早(距今3300-2800),屬於大湖期,其它北三舍、三抱竹、五間厝北、五間厝(下層)、石頭埔、石頭埔北、右先方南一、右先方南二(上層)、牛尿港、灣港、灣港南、三豐村、三寶埤、三寶埤南等十四處遺址,都屬於年代較晚之烏山頭期(距今2800-2000)(47)。這個文化的陶器以灰、紅兩色夾砂陶為主,器形有罐(圖15)、盆、杯、缽(圖16)、瓶(圖17)等。圈足和三足偶見、文飾有刻劃紋和繩、蓆、籃和方格紋等。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彩陶和黑陶。黑陶中有薄而光亮,外表飾以曲折波浪狀篦紋者。石器中有石鋤、石鏃、石刀和石錛等,板岩質的石器為數較多。貝塚的普遍和大量使用骨角貝器和裝飾品,也是大湖文化的特色。此一文化的聚落,由三抱竹遺址出土之密集柱洞遺痕推測,當時的聚落是屬於集居之形式,房屋成排排列。成人墓葬以俯身直肢葬為主,墓葬周緣常見有黑色土帶現象,應為木棺痕,陪葬陶容器通常置於距離頭部上方六十公分以上之處(圖18),嬰兒使用甕棺葬。

【圖 15】三抱竹遺址出土灰黑色陶罐

【圖 16】三抱竹遺址出土灰黑色陶缽 【圖 17】三抱竹遺址出土灰黑色陶瓶 【圖 18】三抱竹遺址出土墓葬,有明顯棺木痕

7、卑南文化

分布於臺東平原、花東縱谷和臺東海岸山脈南部以至於恆春半島,以臺東市南王里卑南遺址最具代表性。年代在 3500-2500年前之間。1980年,由於東線鐵路改道、拓寬並設立卑南新站等工程,使得卑南遺址的大量石棺墓葬群暴露出來。此後,經過臺灣大學考古隊的十三次搶救發掘,獲得了大量的文化遺物和若干建築遺存。遺物包括石棺中的陪葬品和文化層中的日用品。前者器形大都完整,有陶罐、陶壺、陶杯和陶紡輪等陶器,以及石質或玉質的頭飾、耳飾、頸飾、胸飾和箭頭、矛頭和錛鑿器等。後者則多殘破,有陶罐、陶紡輪和陶環,以及石刀、石矛、石鐮、石鏃、石針、石斧、石網墜、凹石和石棒等。建築遺存包括立石結構、鋪石地面、砌石牆和砌石圈等(48)。

卑南遺址的最大範圍可能超過 80萬平方公尺,不但是2、3千年前的大聚落,也是目前在臺灣所發現最大的史前聚落之一。當時這裡的居民,以穀類農業和狩獵採集為生,居屋為石砌長方形,屋外有儲藏結構,聚落內可能有製陶和製玉等工藝的作坊,男女成年時有拔牙的習俗,人死後可能行室內葬,而且社會上可能已有了貧富和社會地位的分級(49)。

8、麒麟文化

又稱「巨石文化」,是臺灣東海岸與卑南文化並存的另一支文化,主要分布於海岸山脈的東邊,北起花蓮縣秀林鄉的太魯閣,南到臺東縣成功鎮的都蘭。其間已發現了十餘處遺址,以成功鎮的麒麟遺址為代表,最近在宜蘭縣的南澳和花東縱谷一帶亦發現了巨石文化遺物。

麒麟文化的陶器以紅褐色夾砂陶為主,大都素面無紋。石器有打製石鋤和磨製的石鋤、石錛、石鑿、石矛、石刀和網墜等。但是這個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利用岩塊雕造大型的石造物,包括岩棺、岩壁、單石、石像、石輪、石柱和中孔石盤等。宋文薰教授推測,這些巨石和當時人的日常生活並無關聯,而可能與祭祀或其它儀禮有關 (50) 。

(八)臺灣新石器代中、晚期文化的來源

關於這一階段文化的來源,因為各文化在時間和地域分布上的變異,而呈現相當的複雜性。廣泛見於臺灣各地,但主要分佈於西南部地區的細繩紋陶文化,目前已大致肯定是從大坌坑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51)。但是考古資料顯示,這個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曾有廣泛的海上活動,可能與大陸東南沿福建一帶互相往來,而產生相互影響。澎湖馬公市鎖港遺址(52)與福建東山大帽山遺址(53),一海之隔,兩者無論在陶器形制、生業形態和年代上,都有高度的相類性,就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例子。

至於圓山文化,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它與大坌坑文化之間,並無明顯的承繼發展關係,而可能是一個入侵的文化 (54)。然而其源頭如何?目前還是不很清楚,雖然過去有學者根據圓山遺址所出土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錛等器物特徵,而將其指向廣東的海豐和廣州之間的沿海和東京灣一帶(55)。關於芝山巖文化的來源,也還有待追尋。由於這個文化目前僅見於芝山巖遺址,黃士強教授曾根據其出土帶有黑彩花形圖案的陶器等特徵,與浙江的河姆渡文化作了推測性的聯繫(56)。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各個地域性文化,有一些可能是源自於其各自地域的較早期的文化。張光直先生認為,臺北盆地的植物園文化可能是源自圓山文化,但是在其演變過程中,受到了臺灣中南部龍山形成期文化的影響 (57)。臧振華從南投縣草屯鎮頂崁子遺址的發掘層位、年代和器物的變化,推測中部地區的營埔文化可能是在細繩紋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58)。近年來,臺灣東部的若干遺址,如卑南、老番社、志航、鹽寮、大坑和小馬洞穴等遺址,在卑南或麒麟文化層的下部,都出現了大坌坑式的粗繩紋陶或細繩紋陶文化的堆積。有考古家相信,源於西海岸的大坌坑和細繩紋陶文化,到東部後,發展出了地域性的卑南和麒麟文化(59) 。但是總的來說,上述這些文化之間演變的環節還需要進一步釐清。因此,在臺灣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除了有一部份的文化是源於地域內在的演化之外,目前也不能排除有外來文化在不同時間、從不同地點傳入的可能性。

(九)鐵器時代的主要文化

大約從公元紀元前後開始,臺灣的史前文化產生了另外一次變化,那就是石器逐漸減少,鐵器開始出現。但是目前的資料顯示,大概要到西元 500年前後,鐵器製造和使用才開始在臺灣的海岸地帶流行,真正進入了所謂的「鐵器時代」(60),一直延續到三、四百年與歷史時代銜接。由於鐵器的使用提高了生產的能力,使前一時期已經發展的穀類業有了更普遍的發展。

臺灣鐵器時代的文化包含了許多地域性的文化,其中較主要的有:東北部的十三行文化,中西部的番仔園文化、濁水溪中游的大邱園文化,西南部的蔦松文化和西拉雅文化、南部的龜山文化、東海岸的靜浦文化和三和文化。

1、十三行文化

主要分布在臺灣東北部地區海岸和臺北盆地,以臺北縣八里鄉十三行遺址為代表。年代在 1800到800年前之間。該遺址因為受到〔八里污水處理廠〕建廠工程的破壞,而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臧振華和劉益昌進行了大規模的搶救,出土大量文化遺物和遺跡,豐富了我們對於這個文化的認識(61)。

十三行文化的陶器,以紅褐色夾砂陶罐、瓶、缽和盆等為主,質地堅硬,大都飾以方格、菱眼、圓圈、刺點、平行線等幾何形花紋,與晚近臺灣北部的凱達格蘭族和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所使用的陶器甚為相似。石器不多,僅有凹石、石鎚、石支腳和石紡輪等生活用具。骨角器主要是裝飾品以及矛、鏃和魚鉤等。大多數生產工具和武器可能是以鐵製做。十三行遺址出土的煉鐵遺跡,說明當時的居民已具備了煉鐵的知識和能力。

這個文化的聚落主要是位居海邊和河湖邊,房屋是木造干闌式的,居民以種植稻米等穀類作物為生,但是捕魚、採貝和狩獵仍然是重要的生活方式。他們也與臺灣島內和島外其它人群,包括漢人,進行交易;交易的物品包括漢人的銅器、銅錢和瓷器,以及金、銀、銅和玻璃飾物等;十三行遺址即出土了唐宋時代的漢人銅碗、銅錢和瓷片。在埋葬的習俗方面,流行側身半屈肢,頭向西南的葬式。

2001年6月,宜蘭「礁溪鄉得子口溪第六期治理工程」施工人員,在二龍村淇武蘭河新建閘門附近,挖出許多人獸骨骸、陶瓷器物、房屋結構等,經考證文獻資料,「淇武蘭」是蘭陽平原上有史可稽的噶瑪蘭人舊社。宜蘭縣政府委託臺灣大學進行了搶救發掘,出土遺物的文化層分為上、下二層。下文化層在海平面下1.2∼1.5公尺出土的夾砂陶,年代在1300至800年之間,而上層則在海平面上下20∼30公分,年代距今500至100年之間,出土之陶器與木器顯示該文化層與噶瑪蘭族有密切之關係。發掘者認為上下文化層間具有發展之關係,即噶瑪蘭族在東北海岸之發展至少有1300年之歷史。有學者認為這一發現應概屬十三行文化的範疇,但是發掘者持不同之意見(62)。

2、番仔園文化

主要分布在臺灣中部的海岸一帶,以臺中縣大甲鎮的番仔園遺址為代表 (63)。年代在1800至400年前。這個文化的陶器以灰黑色的陶罐、陶瓶和陶缽為常見的器形;文飾有方格紋、刺點紋、魚骨紋、波浪狀篦紋和屈折紋等。石器的類型包括打製石鋤、磨製長方形帶孔石刀、馬鞍形石刀和凹石等,但以礫石片打製石刀為數最多,也最具特色。骨角器有骨鏃、骨錐和尖狀器等。番仔園遺址出土鐵刀,顯示當時已經使用鐵器。有的遺址還發現玻璃和瑪瑙珠。

番仔園文化的遺址中都有貝塚,其中除貝類外,還有鹿、羊、豬、鳥和魚骨;顯示捕魚、採貝和狩獵是當時居民生活的主要來源。但是為數甚多的打製和磨製石刀,也反映了他們可能有穀類的農業。

番仔園文化遺址中所發現的墓葬,顯示了這個文化的葬俗與十三行文化的不同,是以俯身直肢作為主要的葬式,頭多向東,有的還將陶罐覆於死者的頭部。

3、大邱園文化

大邱園文化, 2000至1500年前的史前文化,以南投縣集集鎮的田寮園遺址為代表(64) 。不過對於這個文化的內涵,目前所知不多,陶器以紅褐色含粗砂的素面軟陶為特色。石器類型很多,有石鋤、石刀、石錛、石鑿、石矛、石鏃、圓盤形石器和石墜等。在大邱園文化的遺址中雖然還沒有發現鐵器,但是曾發現類似十三行和番仔園文化中所發現的玻璃管珠。可以說明當時大邱園遺址的居民,與下游濱海地帶使用鐵器的居民已有了接觸往來,因此不能排除日後發現鐵製工具的可能性。

4、蔦松文化

主要分布於西南部,北到雲嘉、南到高屏的海岸,以及平原和丘陵地帶,以臺南縣永康鄉的蔦松遺址為代表 (65) 。年代在2000至400年前。這個文化的遺址面積一般都很大,而且大都包含貝塚。最近在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發現的道爺和五間厝等遺址,面積廣達二、三十公頃,出土大量文化遺物(圖19~22)以及灰坑和墓葬(圖23)等遺構(66) 。蔦松文化的陶器以夾砂紅褐色的素面陶為主,有少數黑陶;器形有罐形器和缽形器,燒製的火候很高;表面磨光或施加紅色陶衣,文飾很少,有劃紋、圈點紋和貝紋等。其它的陶器還有陶環、陶紡輪、陶支腳、陶網墜、陶珠、和鳥首狀陶製品。蔦松文化的石器甚為稀少,有石鋤、石刀、石錛和凹石等,在若干遺址中甚而完全不見。但是鐵器已經出現,有鐵刀、鐵矛和箭頭。

【圖 19】道爺遺址出土蔦松文化陶器 【圖 20】蔦松文化人面陶偶 【圖 21】蔦松文化人面陶偶 【圖 22】五間厝遺址墓葬出土之鐵製矛簇 【圖 23】蔦松文化的墓葬常見底部鋪設陶片

近來,臺南科學工業園區之考古,除了發現了許多屬於蔦松期之遺址之外,也發現了接續於蔦松文化之後的文化遺址,主要是大道公、石頭埔、五間厝、五間厝北等遺址,年代在 500-300年前之間,除了出土蔦松式之陶器(圖24)外,還出現硬陶器(圖25)和瓷器(圖26~28),以及雕花帶孔之鹿角(圖29)及玻璃飾品(圖30)。由於其位置正在文獻所記載西拉雅族目加溜灣社和新港社之間,推測當屬西拉雅族之遺留,故可稱之為「西拉雅文化」。這也聯繫了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族之關係(67)。

【圖 24】五間厝遺址出土西拉雅陶罐 【圖 25】五間厝遺址出土醬釉硬陶 【圖 26】道爺遺址近代漢人灰坑出土青花瓷盤 【圖 27】石頭埔遺址採集青花瓷碗
【圖 28】石頭埔遺址採集安平壺 【圖 29】五間厝北遺址出土雕花帶孔之鹿角 【圖 30】大道公遺址出土玻璃珠

5、龜山文化

目前主要見於屏東一帶,以車城鄉的龜山遺址為代表,另在臺東卑南鄉初鹿遺址和太麻里的舊香蘭遺址也發現與龜山遺址類似的陶器 (68) 。年代在1500年前左右。此一文化的遺物有陶片、陶紡輪、陶環、陶偶、打製石鋤、磨製石斧、貝刮器、骨尖器、骨料、獸骨和貝殼等,以及鐵器和帶釉硬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陶器的風格與其它同時期的文化有著當明顯的差異。例如陶器上的若紋樣,如壓印帶狀人形紋和j形紋完全不見於臺灣其它遺址,而在陶器中佔有一定數量的敞口收頸圈足黑陶碗,也很獨特。

6、靜埔文化

主要分布於花東海岸一帶,是當地年代較晚的一支史前文化,但是以往對於這個文化的內涵所知不多。近來在花蓮縣豐濱鄉崇德遺址,以及臺東縣長濱鄉白桑安遺址和東河鄉馬武窟溪南岸的數個遺址的發掘,增加了我們對於這個文化的認識 (69)。

靜埔文化的年代大約在 1300到400年前。陶器是以紅褐色的夾砂陶為主。所見到的器形有罐、釜、缽、甕、瓶、杯和碟等,大都是素面無紋,有的陶器上還帶有提鈕或把手。石器的數量和類別非常稀少,只有石鋤、石錛、石杵、和石錘等。此外,還有鐵器、青銅器、玻璃器、瓷器和帶釉陶器等。在白桑安遺址所發現的墓葬中有非常豐富的隨葬品,包括青銅項飾、銅鈴、金頁、玻璃器、琉璃珠、瑪瑙珠和鐵器。

依據出土遺物的形制和年代,有的考古學家認為,靜埔文化是屬於目前還居住在花東地區阿美族祖先的遺留,其下限年代可能延續得相當晚近。他們的生活中可能已經有了相當進步的農業,但是仍然有漁撈、狩獵和採集等生業活動。

7. 三和文化

這個文化是近年來在東海岸所發現的一個新的考古文化,其陶器類似卑南文化,但其把手呈現獨特之三角形,同時陶器之紋飾係以刺點紋所構成的幾何形帶狀花紋。具有這樣特徵的遺址主要出現在臺東卑南大溪以南之面海山坡上,包括初鹿遺址、三和遺址、老番社遺址、射瑪干遺址及山棕寮遺址,在卑南遺址也出現了具有此一特徵之文化層,並一併出土鐵器及玻璃珠等遺留。證明已進入鐵器時代,年代在 2310-1980之間。學者將之從新石器時代的「卑南文化三和類型」,改稱為「三和文化」(70)。

最近位於太麻里海濱之舊香蘭遺址因受杜鵑颱風之海浪侵蝕,暴露出文化層。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之李坤修受臺東縣政府委託,進行搶救發掘,出土了相當豐富且年代在 1400-1200年前之間「三和文化」之考古資料。其中最具有意義的發現之一是在陶器和石器上出現了百步蛇之紋飾,與今日排灣族所常用之百步蛇紋飾,甚為相似,顯示該文化與排灣族之間的可能關連性。

(十)臺灣鐵器時代與海洋貿易

上述鐵器時代的許多遺址中都出土了鐵器。這些鐵器是臺灣當地製造的還是外來的?過去並不是很清楚,鹿野忠雄曾認為與菲律賓的鐵器文化有關。十三行遺址的發掘為這個問題找到了答案。在這個遺址中不只發現了大量煉鐵的熔渣,而且也發現了煉鐵作坊的遺跡和煉鐵的煉爐。具體證明當時臺灣的居民已有煉鐵的技術。至於煉鐵的技術的來源,鐵礦和煉鐵工具等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結果。

鐵器時代文化遺址所出土的遺物中,最具特色的除了鐵器之外,還有玻璃環、玻璃珠、瑪瑙珠,有的還有銅柄鐵身刀和中國瓷器等。這些東西都不像是臺灣當地製造的,而很可能是外來的。顯示了當時臺灣居民很可能與臺灣島外有很廣泛的交易。鐵器、瑪瑙和玻璃環、珠以及中國瓷器在當時不只見於臺灣,而且在東南亞的菲律賓和砂勞越一帶鐵器時代遺址中亦很普遍,構成了當時人類生活中很重要的文化成分,說明當時從臺灣以迄南中國海的所謂「亞洲地中海」一帶,可能已有了很頻繁的海洋貿易。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舊香蘭遺址的發掘,出土有金屬鑄造用之石模具和玻璃燒製之工序遺物,說明臺灣鐵器時代遺址所出土之一些金屬器和玻璃器也有可能是在臺灣島內所鑄造 (71) 。

(十一)臺灣鐵器時代的文化與現今臺灣原住民的關係

考古學家主要依據器物形制的相似性、分布區域的重疊性和時代上的接近性,推測上述這些鐵器文化的主人,有可能即是今日臺灣南島民族某些族群最近的祖先。例如,許多考古家認為十三行文化與平埔族之一的凱達格蘭族有密切的關連性,他們所依靠的主要證據,除了時代上的接近,即是兩者的陶器都以方格印紋為特徵,而且活動區域都是在臺灣北部海岸一帶。近來亦有學者從語言或人體形態上進行研究,企圖作更充份的驗證。其他如分布於臺灣西南部的蔦松文化與西拉雅族的關連,和分布於花東海岸一帶的靜浦文化與阿美族的關連,也都是基於類似的證據。雖然,嚴格的講,這些證據都還不算充分。但是如上所述,近來在宜蘭礁溪淇武蘭遺址、臺南科學工業園區之大道公遺址,及臺東太麻里之舊香蘭遺址,都發現了可與近代臺灣原住民聯繫之更具體的證據,並且可據以向上追溯到新石器時代之文化,對瞭解臺灣現代原住民之源流和發展甚具意義。

三.歷史時代的探索

除了史前史之外,臺灣進入歷史時代的早期,大致可分為明末以前華人的經營、荷西的佔據和明鄭的開發等三個時期。雖然這三個時期或多或少都有了文字的歷史,但是其中所能記載的內容大都是殘缺散亂或疑信相參,因此,留下了許多須要探究的問題。例如明朝末年以後,漢人大量移殖臺澎,已是治臺灣史學者的共識,但是漢人從何時開始拓殖臺澎,則還是一個爭論未決的問題。而學者以往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尋找有關臺灣的記載來加以考證。然而,目前所能找到有關臺澎的記載,最早不過宋代。更早的文字記載,不是年代久遠、撲朔迷離,就是輾轉傳抄、可信度甚低。所以,長久以來聚訟紛紜。看來要從非常有限的文獻史料中釐清這一個問題,似乎已有所不可,而必須另闢蹊徑,尋找考古出土的新史料來加以研究 (72)。近年來,經過考古學者的努力,在這一個問題上已經獲得了初步的成績。

自 1960年代以來,澎湖群島就有「宋代遺址」和「宋元陶瓷」的發現,但是這些遺址和遺物的確切年代和它們的性質如何,則始終不清楚。1983年開始,臧振華開始在澎湖群島進行了密集的調查,並對若干關鍵性遺址進行了發掘,獲得了許多漢人早期在澎湖拓殖的年代,以及聚落、生業和交易形態等方面的出土資料(73)。

在年代方面,從遺址文化層的層位、出土文物和放射性碳素 14年代的資料來看,漢人開始踏足澎湖,最遲應不晚於北宋,而極可能是在晚唐或唐宋之間。在聚落方面,由其大小,分布和年代顯示,澎湖早期漢人的住居形態有著時間性的變化,即最早出現的聚落可能只是一些臨時性的漁寮,而大約到了南宋,才逐漸形成了比較定居的聚落。在生業方面,由不同年代的貝塚成份分析結果顯示,南宋以前的居民係以魚、貝類作為主要的食物來源;而南宋以後,雖然魚、貝類仍是當時居民的主要食物來源,但是他們也開始畜養家畜和家禽,並可能種植作物,與晚近澎湖漁村的生活面貌大致相仿。

遺址出土的遺物,也反映了當時交易形態的變化;大致以南宋作為界限,早期的主要是簡單的食器和盛器,很可能只是個人或漁船上使用的東西,而晚期的則不但數量多、類別也多,包括了飲食、裝盛、炊煮、建築、和漁撈等各種器物和用具。這些東西大都不是澎湖當地的產品,而是自大陸,特別是福建沿海輸入的。據此可以推測,至遲在南宋時期,澎湖與大陸福建沿海,很可能已如元朝汪大淵在《島夷志略》〈澎湖〉條所記「工商興販以樂其利」,有了商販貿易。

而在臺灣本島,雖然有學者認為:康熙五十六年《諸羅縣志》所記「鄭氏時,目加溜灣(74)開井,得瓦瓶。識者云是唐宋以前古窯。惜其物不傳。亦不知此瓶瘞自何時,未開闢之先,又何得此瓶而瘞之也。」以及乾隆時朱景英所著《海東札記》中所說「臺地多用宋錢: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號,……相傳初闢之時,土中掘出宋錢千百甕者,或云來自東粵海舶。余往北路,家僮於笨港口海泥中得錢數百……,乃知從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間,果真邈世與世絕哉。」,說不定就是北宋時漢人移民臺灣的遺跡 (75)。但是考古學家過去雖曾在臺灣北海岸史前文化遺址中發現明代早期的錢幣,卻未曾發掘到任何早過明代的漢人文化遺存。

不過,臺北縣十三行遺址的考古發現,已經在這方面獲得了突破。該址發掘所獲得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即是出土了漢人唐宋時代的遺物,包括「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太平通寶」、「淳化元寶」、「至道元寶」、和「咸平通寶」等唐宋時代的銅錢 (76),鎏金銅碗、銅飾物和銅配件等銅器,以及少量瓷片。它們的數量不算多,但卻是臺灣首次考古發掘出土的。由於這些唐宋時代的遺物都是出自十三行的文化堆積層和墓葬當中,而不是出自漢人的聚落遺址,所以它們雖不能說明當時是否已經有了漢人的聚落,但是至少可以證明當時十三行文化的人,已經與漢人有了接觸往來。由於十三行遺址的位置正在淡水河口的南岸,該地在清朝曾是與大陸通商的重要口岸之一,所以據此可推測:唐宋時期的漢人,可能曾航行到這裡入港上岸與臺灣的住民交易(77)。

結合上述的兩項考古資料可知,漢人開拓澎湖的最早年代,應當不晚過北宋,極可能是在唐末或唐宋之間,大約到了南宋時才開始有漢人聚居,他們以捕魚、採貝、畜養、和耕種為生,並且與大陸福建沿海交易有無。而在這同時,也有漢人到達臺灣本島附近,並與臺灣的土著進行交易;不過,他們可能還未在臺灣形成定居的聚落。

這些考古資料對於上述宋元時代文獻中有關臺澎的記載,以及對漢人開發臺澎的過程,無疑具有印證和釐清的作用。今後隨著考古資料的增多,相信對臺灣歷史時代早期的發展,會有進一步的認識。近年來,臺灣歷史時代考古的工作,在時間上更下移到明、清,從物質文化的觀點,對明、清代聚落和史蹟進行發掘和研究,試圖對臺灣移民社會發展過程的重建和詮釋,提出考古學的獨特貢獻 (78)。

四•結語

從以上所述可知,過去一個世紀以來,考古工作在臺灣歷史、文化的研究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建立起史前史的架構、相當程度地揭示了史前文化的內涵,而且向上將臺灣有人類居住的歷史推早了數萬年,向下增補了漢人早期在臺灣開發的過程。近些年來,臺灣的考古學者正企圖在現有的基礎上,對臺灣古代人類的歷史、文化和社會作更廣而泛深入的探討。

從這些研究中,可歸納出人類自數萬年以來,在臺灣生存和發展的軌跡:

來自島外的拓殖,

區域拓殖的擴張,

生態適應的多樣,

海洋交易與接觸。

而這些軌跡,也彰顯出臺灣文化發展的特質:

蕞爾小島、海洋通衢,

先來後到、多元會萃,

滄海桑田、綿延發展,

海洋文化、卓然自立。

臺灣島雖然不大,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人類在這裡開拓和居住的歷史,豐富而精彩;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中,已經充分顯露這一事實。相信未來繼續的發現和研究當能揭露出更多未知之訊息,豐富臺灣歷史的篇章。然而近一、二十年來,由於臺灣經濟成長快速,各種開發建設如雨後春筍,為數甚多的考古遺址面臨了保存與開發建設之間的衝突,有的甚而遭受到了破壞。因此,如何能夠適當地保存,維護這些珍貴的考古遺產,使之發揮更大的價值,增益我們對於臺灣歷史和文化的認識和瞭解,無疑是現階段臺灣考古工作者所必須面對的另一個重要課題。

*本文係據作者原發表於《東南考古研究》第 2期之〈臺灣考古的發現與研究〉一文增修而成。本文文稿承涂勤慧小姐協助校正及安插圖版,謹此致謝。

註釋:

1 張光直,〈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發刊詞〉,《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一期,頁1。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86。

2 張光直,〈濁大計劃與民國六一至六三年度濁大計劃考古調查〉,《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77,1-27頁,1977年。

3 見鹿野忠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二輯,東京矢島書房,1952年。

4 參見宋文薰,〈關於臺灣更新世的人類與文化〉,《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47-62頁,1981年。連照美〈臺南縣菜寮溪的人類化石〉,《考古人類學刊》,42:53-74,1981。

5 宋文薰,〈長濱文化〉,《中國民族學通訊》9:1-27。

6 李光周、鄭永勝等,《鵝鑾鼻公園考古調查報告》,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983年。

7 黃士強、陳有貝,《東河地區遺址試掘及史前文化重建》,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990年。

8 宋文薰,前引〈關於臺灣更新世的人類與文化〉,52頁。

9 劉益昌,《臺灣的考古遺址》,台北縣文化中心,1992年。

10 陳有貝,〈小馬龍洞遺址試掘報告〉,《田野考古》8(1/2):123-140,2004。李作婷,《小馬洞穴發掘與石英質小石器類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未出版)。

11 E.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2.

12 黃士強、陳有貝,前引《東河地區遺址試掘及史前文化重建》。黃士強,〈從小馬洞穴談臺灣的先陶文化〉,《田野考古》2(2):37-54,1991年。

13 Keiji Imarmura, Prehistoric Japan: New Perspectives on Insular East Asia,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6.

14 宋文薰,前引〈關於臺灣更新世的人類與文化〉,49頁。

15 Chang Kwang-chih, Review on Changpinian: a newly discovered pre-ceramic culture from the agglomerate caves on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preliminary report) by Sung Wen-hsun, Asian Perspectives, vol. 12, pp. 133-136, 1971.

16 尤玉柱,《漳州史前文化》,福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17 Robert Fox,Ancient Man and Pleistocene Fauna in Cagayan Valley,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A Progress Report. Manuscript. National Museum., Manila, Philippines, 1971. 臧振華,〈菲律賓呂宋島考古工作簡報〉,《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6:17-33頁,1998。

18 Chang, Kwang-chih,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Yale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73, 1969, New Haven.

19 陳有貝,《核能四廠「單身備情宿舍/餐廳新建工程」(餐廳部分)及「仁和宮以北至雙溪公路口圍籬改善及周邊景觀工程」之工地考古試掘報告》,臺灣電力公司,2003。陸泰龍,《台北縣石碇溪口與雙溪河口及鄰近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調查與研究:以內寮等五個遺址為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未出版)。

20 臧振華等,《台南科學工業園區道爺遺址未劃入保存區部分搶救考古計畫期末報告》,委託單位: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執行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臧振華、李匡悌、朱正宜,《先民履跡》,台南:台南縣政府,2006。

21 同上註。

22 Chang, Kwang-chih,The Affluent Forager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China: Extrapolation from Evidence on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in S. Koyama and D.H. Thomas ed., Affluent Foragers ,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9, pp. 177-186,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Osaka, 1981.

23 Tsang Cheng-hwa,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 Special Publications, No.95,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992.

24 同註20。

25 臧振華,〈試論臺灣史前史上的三個重要問題〉,《考古人類學刊》,第45期,86-106頁,1989。

26 國分直一,〈有肩石斧、有段石錛及黑陶文化〉。金關丈夫,〈關於臺灣先史時代北方文化的影響〉。兩文都發表於《臺灣文化論叢》,第一輯,1943年。鹿野忠雄,1943年在《學海》雜誌發表〈臺灣先史時代的文化層〉, 收入宋文薰譯,《臺灣先史學民族學概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5。

27 Raleigh Ferrell, The Formosan tribes: a preliminary linguistic,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nthesis. Bulletin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no. 21, pp. 97-130,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966.

28 Chang Kwang-chih, 前引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29 Tsang Cheng-hwa, 前引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及註20所引文。

30.張光直,〈新石器時代的臺灣海峽〉,《考古》 6:541-549,1989。

31 李光周、劉益昌、張宗培,〈墾丁國家公園考古調查報告〉,台大考古人類學系,1985。

32 Tsang Cheng-hwa, 前引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33 宋文薰,〈由考古學看臺灣〉,載陳奇祿編《中國的臺灣》,115-126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0。

34 黃士強,《台北芝山巖遺址發掘簡報》,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4。 石璋如,〈圓山貝塚之發掘與發現〉, 《大陸雜誌》9(2):27-34, 1954。

35 同註20。

36 王映皓、朱正宜、李匡悌、臧振華、屈慧麗、何傳坤、邢禹依、謝兆樞,〈臺灣古稻的初步研究〉,《九十四年臺灣考古工作會報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主辦,2006(未出版)。

37 Chang Kwang-chih, 前引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黃士強,〈台北市圓山遺址第二地點試掘報告〉,《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45:20-65,1989;〈圓山遺址中山三十三號道路試掘與評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委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研究計畫報告》,1991。

38 黃士強,《台北芝山巖遺址發掘簡報》,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4。

39 或稱為「繩紋紅陶文化」,也有學者按各地區的代表遺址分別稱為「鳳鼻頭文化」,「牛稠子文化」、「牛罵頭文化」或「草鞋墩文化」。

40 本文化廣泛分佈在臺灣南、中、北和澎湖群島。學者將之分別命名為「牛稠子文化」、「牛罵頭文化」、「訊塘埔文化」和「鎖港期文化」。

41 各相關遺址的調查或發掘報告為數甚多,此處不列。參見臧振華,〈論臺灣的細繩紋陶文化─兼論臺灣史前文化的來源問題〉,《田野考古》1(2):1-32。及劉益昌〈臺灣北部新辨認的訊塘埔文化〉,《珠江三角洲與臺灣地區考古—近年來的新發現和新評估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2001。

42 臧振華、洪曉純,〈澎湖七美島史前石器製造場的發現和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2(4) :1-17, 2001。

43 Chang Kwang-chih, 前引Fengpitou,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44 相關著作甚多,參見: 臧振華,〈南投縣烏溪河谷考古調查〉,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163-236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台北,1977。黃士強,〈濁水溪中游北岸考古調查告〉,上引《臺灣省濁水溪與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327-348頁。張光直,〈濁水溪大肚溪流域考古-『濁大計劃』第一期考古工作總結〉,上引《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409-436頁。

45 何傳坤、劉克竑,《台中縣營埔遺址發掘報告》,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06。

46 陳玉美,《高雄縣大湖史前遺址》,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臧振華等,《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沿線文化遺址調查評估報告》,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1994。

47 前引臧振華等《先民履跡》, 頁74-75。

48 相關著作甚多,參見:
連照美,〈台大考古隊卑南遺址搶救考古發掘始末〉,教育部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規劃小組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規劃報告(附件3)》, 1988。〈臺灣東部新石器時代卑南文化〉,《歷史月刊 》21:94-101,1989。〈臺灣東部新石器時代卑南聚落形態初探〉,收入宋文薰、李亦園、許倬雲、張光直主編《考古與歷史文化 》,123-137頁,正中書局,台北,1991。

連照美、宋文薰,〈卑南遺址發掘資料整理報告第三卷:遺址堆積層次及文化層出土遺物之分析研究〉。教育部委託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 1986。

49 Lien Chao-mei, Some aspects of Peinan settlement patterns, in Paul Lee, et al. ed. Austronesian Studies Relating to Taiwan, Symposium Series No. 3,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5.

50 宋文薰,〈臺灣東海岸的巨石文化〉,《中國民族學會通訊》7:20-21,1956。

51 臧振華,〈論臺灣的細繩紋陶文化─兼論臺灣史前文化的來源問題〉,《田野考古》1(2):1-32,1990。

52 Tsang Cheng-hwa, 前引The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53 徐啟浩,〈福建東山大帽山發現史前新石器貝丘遺址〉,《考古》2:124-127,1988。

54 臧振華,〈臺灣北部史前文化研究的幾個問題〉,《大陸雜誌》66(4):168-175, 1983。

55 宋文薰,〈圓山貝塚的石器及骨角器工業〉,《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年報》第3期, 56-57頁,1964 年。Chang Kwang-chih, 前引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p.233.

56 黃士強,《台北芝山巖遺址發掘簡報》,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84。

57 Chang Kwang-chih, 前引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p. 219.

58 臧振華,〈頂崁子遺址試掘報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3):567-601,1984。

59 朱正宜,《台東縣馬武窟溪口新石器時代遺址之調查研究》,臺灣大學人類學碩士學位論文,1990。黃士強,〈從東河地區談東海岸史前文化之有關問題〉,《田野考古》2(1):1-30, 1991。

60 也有學者將「鐵器時代」稱為「金石併用時代」或「金屬器時代」。

61 臧振華,〈十三行遺址搶救始末紀要〉,《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通訊》1(2):36-39,1992。楊君實,〈台北縣八里鄉十三行及大坌坑兩史前遺址調查報告〉,《考古人類學刊》17/18:45-70,1961。漢聲雜誌編輯組,《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專輯》,《漢聲》,第34期,1991。

62 陳有貝,〈淇武蘭遺址發掘對蘭陽平原研究的意義〉,載於《宜蘭研究第六屆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

63 石璋如、宋文薰,〈鐵砧山史前遺址試掘報告〉,《考古人類學刊》8:35-50,1956。宋文薰,〈台中縣番仔園貝塚之墓葬〉,《考古人類學刊》19/20:83,1962。宋文薰、張光直,〈台中縣水尾溪畔史前遺址試掘報告〉, 《考古人類學刊》3:26,1954。

64 臧振華,〈南投縣集集鎮田寮園史前遺址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9(4):515-563,1978。

65 吳天泰、李莎莉,〈台南永康蔦松遺址〉,《人類與文化》13:95-99,1979。

66 參見臧振華等《先民履跡》。

67 參見臧振華等《先民履跡》。

68 李匡悌,《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基地龜山史前遺址調查評估研究報告》,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籌備處,1993。《探討臺灣南端史前聚落的海洋適應:以龜山史前遺址為例》,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籌備處,1994。葉美珍,〈台東縣卑南鄉初鹿遺址發現及地表調查報告:有關初鹿遺址出土龜山文化陶器之初步探討〉,《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3:75-94,1994。李坤修,〈台東縣舊香蘭遺址的搶救發掘及其重要的發現〉,《台東文獻》12:17-47,2006。

69 劉益昌,〈花蓮縣秀林鄉崇德遺址〉,《田野考古》1(1):37-50,1990。葉美珍,〈台東縣長濱鄉白桑安遺址試掘工作簡報〉,《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通訊》,1:30-58,1993。

70 葉美珍,〈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石板棺〉,《台東文獻》5:43-63,1999。李坤修,〈卑南遺址之新發現及新問題〉,《台東文獻》7:41-713,2002。

71 李坤修,〈台東縣舊香蘭遺址的搶救發掘及其重要的發現〉,《台東文獻》12:17-47,2006。

72 參見臧振華,〈考古學與臺灣史〉,收入《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四,721-742頁,1997。

73 Tsang Cheng-hwa,前引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74 即今台南縣善化鎮。

75 陳漢光,〈臺灣移民史略〉,收入《中華民族在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1972。

76 還發現一枚五珠錢。

77 漢聲雜誌編輯組,前引《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專輯》,《漢聲》第34期。

78 臧振華,前引〈考古學與臺灣史〉。

(本文轉載自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之《臺灣史十一講》,作者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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